啥是“行台”？简单说，就是尚书台的派出机构，中央政府的移动版。东汉开始有“行台”的雏形，到北魏时期正式成为一种制度，通常是皇帝派重臣出镇地方时加“行台”衔，代表中央行使军政大权。鲜于修礼的意思很直白：兄弟们，从今天起，老子就是北魏帝国在河北的最高行政兼军事长官了，洛阳那帮孙子说的不算数！
这种质朴中带着几分黑色幽默的称王方式，充满了草根造反的独特气质。后来的杜洛周、葛荣也都沿用了类似套路，可见当时造反界的朋友们在“品牌命名”这件事上，确实缺乏点创意。
第三幕：五鹿大捷——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教科书
鲜于修礼声势浩大，北魏朝廷再昏聩也不能装看不见了。孝昌二年（526年）三月，朝廷派出了一个豪华“剿匪”阵容：以长孙稚为大都督，河间王元琛为副手，率中央军浩浩荡荡杀向河北。
先介绍一下这两位大人。长孙稚，出身北魏宗室近支，是献文帝拓跋弘的曾孙辈，正经的皇亲国戚。河间王元琛更是来头不小，这位爷在北魏宗室里以“奢靡”闻名，曾和另一个宗室斗富，说出过“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的经典名言。让这位以炫富着称的王爷带兵打硬仗，效果嘛，咱们只能说他选错了赛道。
这两位率领的中央军，问题更大。北魏后期的军队，早已不是当年鲜卑铁骑横扫中原的模样了。上层勾心斗角，长孙稚和元琛之间就不对付；下层士气低落，士兵吃不饱穿不暖，战斗意愿基本为零。套用现代管理学的话说，这叫“组织效能严重低下”。
对面呢？是被逼得没活路、急于抢口饭吃的虎狼之师。鲜于修礼手下这帮人，不打仗就得饿死，所以打起仗来不要命。生存本能，往往是战斗力最强的催化剂。
两军相遇在滹沱河以北的五鹿（今河北大名县东）。注意，五鹿这地方在春秋时期就打过一场着名战役，晋文公重耳曾在这里“退避三舍”大败楚军。千年之后，鲜于修礼又在这里上演了一出“乱拳打死老师傅”的经典大戏。
史书对这场战斗的记载极为简略，只有一句“稚等大败”或“为修礼所败”。但这恰恰给了我们无限脑补的空间。我闭眼一想，那场面大概是这样的——贵族将领元琛正在帐中焚香弹琴，跟幕僚们清谈《庄子》“逍遥游”，顺便吹嘘自己当年斗富时的辉煌战绩。帐外突然杀声震天。他掀帘一看，漫山遍野的起义军，挥着锄头、木棒、菜刀、削尖的竹竿，嘴里喊着“抢粮抢钱抢地盘”的口号，如泥石流般席卷而来。
“列阵！列阵！”元琛急得跳脚。但问题是，阵呢？中央军那帮老爷兵早就脚底抹油了。什么阵法，什么战术，什么《孙子兵法》“其疾如风，其徐如林”，在绝对的数量优势和求生欲面前，全是纸糊的！
结果是毫无悬念的惨败。长孙稚和元琛跑得比兔子还快，一路狼狈逃回洛阳。这一仗，史称“五鹿大捷”，堪称鲜于修礼造反生涯的最高光时刻。他用最朴素的“人海战术”，给腐朽的帝国精英上了最后一堂课：大爷的，时代变了！
第四幕：乘胜北上——定州城下的胶着与暗流
五鹿大捷之后，鲜于修礼的声势达到顶峰。他乘胜率军北上，兵锋直指定州州治卢奴（今河北定州市）。卢奴的守将，是定州刺史杨津。
杨津这个人，在《魏书》里有独立传记，是个硬茬子。他出身弘农杨氏，祖上阔过，本人是北魏后期少有的能臣干吏。面对鲜于修礼的大军围城，杨津不慌不乱，固守城池，组织百姓守城，还不时派出精锐小队出城偷袭起义军的粮道。双方在定州城下反复拉锯，打成了持久战。
鲜于修礼一边围攻定州，一边分兵攻掠瀛州（今河北河间市一带）。起义军所过之处，官府望风而逃，大片土地落入起义军之手。从地图上看，他的势力范围覆盖了今天河北中部的定州、唐县、河间、蠡县等一大片区域，与北面幽州一带的杜洛周形成南北呼应之势。
但这片“势力范围”有个致命缺陷：它只是一条流动的战线，不是稳固的根据地。起义军走到哪吃到哪，吃完就走。没有建立政权，没有恢复生产，说白了还是流寇模式。这个缺陷，后来在葛荣手里也没有根本解决，成为河北起义军最终覆灭的伏笔之一。更大的危机，在起义军内部悄悄发酵。
第五幕：一支队伍里的“神仙打架”
鲜于修礼这支队伍，表面的风光之下，内部堪称一锅“乱炖”。他的核心班底，是六镇降户。但这帮降户本身就分属不同军镇、不同山头，沃野的、怀朔的、武川的，彼此之间早就各有恩怨。更要命的是，队伍里还混进了另两拨人：一是河北本地的流民和饥民，他们对六镇降户其实没啥感情，纯粹是被迫抱团取暖；二是地方豪强，甚至还有落难的北魏宗室！
这就不得不提一个奇葩人物了：元冠受。他是北海王元颢的儿子，正儿八经的北魏宗室、金枝玉叶。他怎么会在鲜于修礼的起义军里？史书没明说，大概率是北海王家族在之前的某个变故中获罪或沦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