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恰恰是这位元冠受的存在，为后来鲜于修礼被杀埋下了致命的引线。因为他的父亲北海王元颢，当时并未失势，反而一直在北魏朝廷担任要职。这意味着，起义军内部至少有一部分将领，通过元氏宗室的关系网，保持着和朝廷的暗中联络。
再加上一个叫元洪业的将领。这个人的具体出身史载不详，大概率也是北魏宗室疏属或赐姓元氏的鲜卑贵族。他和元冠受一样，骨子里就不认为造反是条正道，满脑子想的都是“遭招安”，回去继续当官。在他们眼里，鲜于修礼就是一个暂时可以利用的莽夫，一个通往荣华富贵的跳板。
鲜于修礼本人呢？大概率是个有勇有武、有一定组织能力、但政治手腕明显不足的“草莽英雄”。他能打硬仗，却未必看得懂身边这群人各自的小九九。他能统率十万人马冲锋陷阵，却镇不住核心层里那几颗躁动不安的心。
这就是典型草根起家的困境：队伍膨胀得太快，你来不及消化；山头太多太杂，你无力整合。把一帮各怀鬼胎的“牛人”凑在一起很容易，只要你有饭吃、有仗打就行。但要把他们的目标拧成一股绳，让每个人都真心相信你所描绘的未来，这需要超越单纯军事指挥的更高层级的能力——政治能力、组织能力、意识形态能力。
鲜于修礼显然不具备这些。他更像个“起义主持人”，而不是精神领袖或政治导师。这一点，他的继任者葛荣稍强一些（至少葛荣懂得称帝建号），而后来真正终结北魏的尔朱荣、高欢那帮人，则是顶尖段位的行家里手。
第六幕：刀子，从背后捅来
孝昌二年（526年）八月，历史的齿轮开始转动。这时节距鲜于修礼起兵已过去了约八个月。起义军在定州城下久攻不克，士气开始出现疲态。朝廷方面呢？五鹿惨败后，北魏一面调集新的兵力，一面暗中加大了对起义军内部的分化瓦解工作。而突破口，就在元洪业和他身边的那帮“招安派”身上。
具体是怎么联络上的、开出了什么价码，史书没有详细记载。但合理推测：元洪业通过元冠受这条线，与朝廷搭上了关系。朝廷许他高官厚禄，条件是——干掉鲜于修礼，带着这支队伍投降。于是，一场改变河北起义走向的“密室狼人杀”正式上演。
八月的一天，大概是在某次军议之后，或者是在某个夜晚的营帐之中，元洪业等人发动了突然袭击。鲜于修礼，这个带着十万人马纵横河北的带头大哥，没有死在长孙稚的大军面前，没有死在定州城下的攻城战中，却死在了“自己人”的刀下。
这个死法，太憋屈了，也太典型了。翻翻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史，有多少带头大哥是倒在内部清洗上的？陈胜被车夫庄贾所杀，黄巢被外甥林言所杀，李自成在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杀了之后手下还闹过内讧。这里面当然有叛徒的个人野心，有朝廷的收买策反，还有一个更残酷的规律：一个完全靠利益和生存危机捆绑在一起的暴力集团，一旦面临战略僵局或外部诱惑，内部的离心力就会呈指数级增长。
鲜于修礼没有自己的“政委体系”，没有一套能让兄弟们产生信仰的话语体系。他只有人马、刀枪和“抢饭吃”的口号。这样的人马，能雪中送炭，也能随时反噬。
顺便提一句，鲜于修礼的死亡时间，在史书里存在一个小争议。《魏书·肃宗纪》和《资治通鉴》都记载他死于孝昌二年八月。但出土的《元湛墓志》却提到，鲜于修礼在当年五月已经被杀。有人据此推断，墓志可能更接近当时流传的消息（或者朝廷“报喜不报忧”的习惯性操作），但主流史学界仍以正史记载的八月为准。不管五月还是八月，有一点是确定的：他死在那个并不凉快的夏秋之交，连秋天造反成功的滋味都没尝到。
第七幕：葛荣接手——你死之后，洪水滔天
鲜于修礼死了。元洪业大概正在憧憬朝廷封赏的圣旨，想象自己洗白上岸、加官进爵的美好未来。但他忘了一件事：在这个狼群里，最凶猛的那匹狼，正冷眼看着这一切。这匹狼，叫葛荣。
葛荣，同样是怀朔镇出身，大概率也是鲜于修礼的老乡或旧识，起事之初就跟着鲜于修礼干。史书对他早期角色没有明确界定，只说他后来成了鲜于修礼的“部将”。但这个人，显然比鲜于修礼更心狠手辣，也更懂谋略。
鲜于修礼被杀的消息传来，葛荣的反应堪称光速。他没有任何犹豫，立刻集结自己的亲信力量，以“为大哥报仇”的名义，向元洪业一党发动了致命的反击。元洪业大概还没从干掉大哥的兴奋中回过神来，就被葛荣反手一刀送上了路。
这一招，太漂亮了。对内有道义旗帜——“我给大哥报仇”，谁敢反对？对外有政治利益——铲光了投降派，起义军从此只有一个声音。葛荣从一个普通部将，瞬间变成了这支十余万大军当仁不让的新领袖。鲜于修礼攒了八个月的家底，原封不动、完美无缺地交到了葛荣手上。
接下来大家都知道了。葛荣接手后立刻鸟枪换炮，在这年九月就自称天子，国号“齐”，改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