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人一生都在被自己的童年所治愈，而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自己的童年，哲宗便是后者。在赵煦短暂但又辉煌的主理国政的六年时间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践行他对自己父亲的热爱并以此向他的父亲致敬，而不幸的是这份热爱是建立在他对祖母当初所为的反击和颠覆之上。
高滔滔死后，依照礼制她的陵墓只能是园陵，可保守派奏请哲宗将其改为了只有帝王才能享有的山陵，作为首相的吕大防则充任负责治丧事宜的山陵使。
此时的哲宗还有三个月才年满十七周岁，但按照高滔滔的遗命他现在已经可以正式亲政了。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哲宗虽然暂时什么也没做，可某些政治嗅觉极为灵敏的大臣这时候已经嗅到了别样的味道——宋朝马上就要变天了。此时担任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兼礼部尚书的苏轼反应最为迅速，就在高滔滔过世的当月，苏轼主动上表请求外放。出乎意料的是，哲宗竟然欣然同意并让苏轼以双学士职衔出任定州知州。
此事一出顿时让所有大臣都不免心惊肉跳。苏轼可是和哲宗有着师生之谊且是如今整个宋朝的文学泰斗，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竟然在哲宗皇帝这里似乎无足轻重，他连一点象征性的挽留姿态也没有。如果说苏轼是在对哲宗进行试探，那么他可谓是输得一塌糊涂，这时候他总不能说他的自请外放是因为酒后失言吧？更重要的是，此事让所有的保守派大臣都开始坐立难安。今天是苏轼，明天又是谁？苏轼是自请外放，那么明天有没有可能是皇帝陛下亲自下旨往外赶人？更有甚者，改天他会不会突然就一纸诏令将章惇、吕惠卿等人给请回了朝廷？这个之前总是默不作声的少年皇帝此时到底在干什么？他又想干什么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哲宗身上，可由于正值国丧期间，所以哲宗一直都没有上朝听政，也就是说包括两府大臣在内的所有人在高滔滔死后就一直没有与哲宗见过面。在这个极其敏感和关键的时期，大臣们迫切想要与哲宗进行一番深入坦诚的沟通和交流，可问题在于这个万众瞩目的年轻帝王一直躲在深宫里且一言不发，这让保守派怎能不集体发毛？
不过，此事也不能急，而且还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在这些老头子的眼里，赵煦再怎么神秘也不过就是一个十几岁的娃娃，宋代的文臣们最不怕的就是皇帝，而且也具有敢于同任何一个皇帝叫板的光荣传统，哪怕你是宋太宗赵光义也照样被吕蒙正和寇准给收拾得服服帖帖，还不到十七岁的赵煦又何足惧哉？于是乎，针对赵煦长久的沉默，在此之前就已重回京城并担任中书舍人的“蜀党”重要成员吕陶率先打破了这种君臣之间的沉寂。
吕陶在呈给哲宗的奏疏里先是对高滔滔一顿猛夸，说她九年来保佑圣躬、屏黜凶邪、裁抑侥幸以及横恩滥赏，完全就是一代名主和圣贤。随后，吕陶告诫哲宗一定不要听信身边某些奸邪小人意图改变当下国策的谗言，否则必将天下大乱。但是，说完这些还是让吕陶觉得不放心，于是他再又复述了变法派大臣的罪恶，诸如章惇悖慢无礼、吕惠卿奸回害物、蔡确毁谤不敬、李定不持母丧，李宪、王中正邀功生事，凡此种种皆是大奸大恶之举且罪不容诛。简而言之，这些都是铁案，哪怕你是皇帝也别想给这些人翻案。最后才是吕陶这份奏疏的重点，他说当年仁宗亲政后曾下诏百官不许对刘娥摄政时期的国政进行妄议，所以哲宗也应该这样做，况且高太后远胜当年的刘太后，她是完美无缺的，这就更是不容任何人对其生前所为予以诋毁和质疑。
吕陶的这份奏疏可以很直观地表明保守派此时的真实心境，他们这已经不是在担忧哲宗会重走他父亲的老路，而是在恐惧哲宗一定会这样做。他们很清楚自己能有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有高滔滔在台面上撑着，如今高滔滔倒下了，他们唯一的支柱也随之就塌了。覆巢之下无完卵，他们现在只能另寻靠山，而这个靠山只能是刚刚亲政的皇帝，但如果哲宗决定忠于自己的父亲也就意味着保守派将被时代的浪潮所淹没。这还不是最让他们感到担忧和恐惧的，最吓人的是一旦变法派开始重新掌握朝政大权，那么他们势必会清算旧账，正如九年前保守派对变法派所做的那样。毫无疑问，这一次的政治清算其恐怖程度和打击力度将是空前的。
吕陶的奏疏呈上之后，哲宗的反应还是沉默。这可就让保守派彻底慌神了，于是朝中的大臣们联合上表请求皇帝上朝听政，可他们前后七次请皇帝出山都被拒绝——不是拒绝，而是压根就没有任何回复。
怎么的？皇帝想罢工不成？还是说赵煦这个小毛孩在故意跟我们这帮老头子使性子？在哲宗的持续沉默中，有人变得更加恐惧，而有的人则在愤怒。当人人都在忐忑不安却又不敢上疏发言时，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