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怀柔政策实乃巨大的决策失误。

    对于范纯仁的建言，哲宗没有表态，这其实很能说明问题，一众保守派大臣由此更生恐惧。有基于此，已经被任命为定州知州但却还未前去赴任的苏轼觉得自己有必要站出来对哲宗说几句。

    在动身前，苏轼怀着对国家前途的担忧给哲宗上了一道奏疏，通篇而论这是一份“教导”哲宗应该怎么做皇帝的奏疏。

    苏轼在其中言道：“天下能否大治的关键在于言路是否通畅，天下大治则小民皆能自通，天下大乱则近臣亦不能自达。陛下登基以来只是和宰执大臣和言官有过接触，如今陛下既已亲政当以广开言路为先。陛下圣智绝人且正值春秋鼎盛之年，臣希望陛下能够在施政之前多听多观察以通事之利害以及群臣之正邪，等到三年之后陛下再行施政亦未晚矣，如此方能让天下无恨且陛下亦无悔。臣此去定州戍边恐难再与陛下通达，只是担心眼下恐有急进好利之臣劝陛下立马改动国策，此事还望陛下留神。”

    总而言之，苏轼希望哲宗不要在这个刚刚亲政的关头轻举妄动，而是要继续沿着高滔滔时期的国政方针来治理国家，尤其不能受小人蛊惑改变法令，要不然恐天下民怨四起，而哲宗事后也会悔之莫及。最有意思的是，苏轼给哲宗的这个冷静观察期所设定的时限是三年，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哲宗最好什么也不做，而是像当年的秦惠文王那样好好在宫中待着，直到自己想好了该怎么治国再走出深宫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治理天下。

    别的不说，苏轼的这个法子与他的弟弟苏辙提议用十年时间来清理冗官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苏辙是不想得罪数量庞大的中下层官僚集团，所以不得不用这个笨办法来为朝廷精简编制，苏轼的三年之期则显得更为愚笨。

    如果哲宗真的要等三年才有所动作，只怕那时候保守派早已打牢了政治根基，改革派也就此再无东山再起的可能。退一万步说，依照保守派这帮人的工作作风和生活操守，如果再给他们三年的时间指不定他们会自我残杀成什么样子。相较而言，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哲宗正值血气方刚之年，而且他已经被压制了整整九年时间，你苏轼要他三年之内都不得妄动，那哲宗就不是什么青春期少年，而是成熟稳重的大叔。再者说，正如伟大领袖所言的那样，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年过半百的领袖尚且在伟大梦想的面前无法自制，内心正是激情燃烧的哲宗又岂能耐得住寂寞？如此大好年华且身边再无人能够掣肘于己，如果不抓紧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那么哲宗无疑会觉得自己是在犯罪——浪费生命和浪费权力罪。

    总之，苏轼就这样走了，而且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到京城。在他前脚跨出开封城后，首相吕大防也出京去为高滔滔修建山陵。吕大防前脚刚一离京，不久前才被他举荐为礼部侍郎的杨畏便在他的背后打了他的黑枪。杨畏明知道吕大防反对哲宗恢复神宗新政，但他仍然上疏对哲宗说道：“神宗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

    要知道杨畏在众人的心目中可是吕大防的爪牙，他先是被吕大防提拔为御史，后来又被提拔为礼部侍郎，可以说吕大防就是他的伯乐，可他的这道奏疏明显就是在公然背叛吕大防，其见风使舵的小人嘴脸再一次地显露无遗。

    哲宗倒是并没有在意杨畏的丑陋嘴脸，毕竟杨畏这时候是在为他摇旗呐喊。在获得哲宗的召见后，杨畏全面倒向了神宗的新政，他不但赞同恢复熙宁新法，而且还对神宗所倚重的旧臣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人逐一褒奖了一番，然后他建议哲宗应该立即将这些人召回京城予以重用。

    出了皇宫，杨畏更加激情澎湃，他相信自己更为远大和辉煌的仕途就此已经铺就在了他的前方。他回家之后给哲宗上了一道万言书，在这里面杨畏对神宗和王安石大加赞誉，而且他直接奏请赵煦赶快把章惇给召回来并取代吕大防担任宋朝的宰相。

    哲宗看到这份奏疏不禁感慨万千，这是他第一次从臣子那里听到有人对他的父亲和新政如此推崇和赞赏，这岂能不让他感动非常？于是乎，哲宗连发数道诏命分别为章惇等人复官：复章惇为资政殿学士，吕惠卿为中大夫，王中正复遥郡团练使。

    这是宋朝官场的惯例，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章惇等人才能逐步地升官并最终回京出任要职。诏命既下，但给事中吴安诗却拒绝为章惇草写复官文书，中书舍人姚勔也拒绝为吕惠卿和王中正草写制诰并请求哲宗收回成命。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哲宗的意志绝无更改的可能，这个年轻的帝王已经铁了心要追随父亲的脚步带领宋朝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