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滔滔等待下葬的国丧期间，范祖禹等人在给哲宗的奏疏中一再提醒哲宗切勿被小人所蛊惑继而重起新法，那么他们所说的小人究竟是谁呢？答案是前宰相韩琦的侄女婿、元丰年间的两府大臣、现任户部尚书李清臣以及现任兵部尚书邓温伯。换言之，在这期间哲宗并非待在深宫里一言不发，而是早就和神宗朝的旧臣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聊得火热。
李清臣这个人在此之前一直都显得不是那么的显山露水，但实际上此人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甚至是比范纯仁还要更为纯粹的君子。为何会这样说呢？范纯仁的君子之风体现在他做人这方面，而李清臣在这个基础上还加了一个做事。我们应当记得本来想要重起青苗法的范纯仁在司马光的怒吼之下是如何胆怯退缩的，可李清臣在这方面却与范纯仁截然不同。
李清臣同样是北宋有名的神童，韩琦在位宰相时能够在李清臣还未考取功名时就将其侄女许配给他就足以证明此人的才情和才华，如果韩琦当时还有女儿尚未婚配，那么李清臣就不会只是他的侄女婿。在那个才俊辈出的时代，欧阳修曾经说苏轼之才将来必为一代文宗，可同时他也说过李清臣之才可比肩苏轼。神宗当政之时，李清臣并未像吕惠卿、章惇和曾布那样积极地投身于变法运动，但他在元丰年间也因为自己的政绩而位居两府大臣之列。因为韩琦的缘故，众人都不曾把他当成是变法派的一员，可当司马光开始大力废除新法时，李清臣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真实面目，他同章惇等人一道极力反对废除新法并与司马光当庭激辩，也是直到这个时候众人才知道他竟然是王安石和新法的铁杆粉丝。
作为韩琦的侄女婿，在保守派全面复辟的政治背景下，本已是两府大臣的李清臣即使是一言不发也可以凭借自己当时的身份和地位继续享受他的高官厚禄，可他却挺身而出并坚决地扞卫新法。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照这个说法，李清臣就是一个蠢人，可这样的一个蠢人却让无数的俊杰都为之相形见绌。等待李清臣的当然不是什么好果子，他在随后便被罢免出京。得益于吕大防执政时期开始对变法派施以的宽柔政策，李清臣在元佑后期被召回京城并官居户部尚书，而这也为他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提供了有利的先决条件。
相比李清臣，同样在元佑后期被召回京城并出任兵部尚书的邓温伯也是一个被外贬多年才得以回京任职的变法派。他们二人几乎是在高滔滔刚一离世之后便不约而同地建议哲宗重起熙宁新法，邓温伯更是直接对哲宗发出了灵魂拷问：“周武王能承其父周文王之志，而周成王能继祖、父两代之道，难道陛下你就不想承续你的父亲神宗皇帝的志向吗？”
试想，从小就对自己父亲无比热爱和崇拜的哲宗能不被这句话给瞬间点燃吗？
公元1094年2月，哲宗直接越过三省和两制系统以皇命的形式任命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温伯为尚书右丞。范纯仁据此向哲宗进言，他认为这等事关两府大臣进退的重要任命应该出自公议，而不是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可是，赵煦这个正值青春叛逆期的小青年哪会理会这些规矩，范纯仁的话全被他当成了耳边风。次月，赵煦又下令将王安石的女婿、时任陈州知州的蔡卞也给召回了京城并出任自己的侍从官——中书舍人。如此一来，神宗不但有了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和舆论代言人，他还有了自己的私人机要秘书。
还是在这个三月，赵煦亲政之后的最大手笔出炉了——宰相吕大防被罢免宰相之职改以观文殿大学士兼知陕西永兴军，吕大防就此去往大西北为国守边。诚然，吕大防的被罢是因为御史来之邵的弹劾，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拒绝与哲宗合作重起熙宁新法。这时候的赵煦已经决定要复兴父志，而且还准备马上就对章惇、安焘、吕惠卿等人予以重用，既然你吕大防不肯站到我这一边，那么我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让你待在宰相这把椅子上呢？
在吕大防被罢免之后，就在保守派官员惶惶不已之时，又一个让他们为之而惴惴不安的事发生了。
同样还是在这个三月，哲宗在集英殿为这一年的科考举行了最后的殿试，而这次的殿试其策论的题目让在场的所有考生和考官以及大臣们都为之而震惊不已。
这份考题的策论是由刚刚升任中书侍郎的李清臣所书，策曰：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纷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有必焉！
很明显，李清臣的这道考题能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考生们的面前是得到了哲宗的授意和首肯的，如果没有哲宗的撑腰，李清臣断不敢行如此大逆之举。我们为什么说这道考题涉嫌大逆呢？
我们来看看李清臣在这道考题里到底都说了什么：自元佑伊始，朝廷开科取士开始着重其诗词歌赋的能力，但选出来的官员大都是一群不知道如何为官为政的庸人；农业上废除了青苗法，但农民却并没有因此而变得生活富足；差役法和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