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海伯的窝棚里，陈明月的伤口开始流出黄绿色的脓液。
林默涵用煮沸的盐水清理腐肉，刀尖划开皮肤时，她终于疼醒，却咬住自己的头发没喊出声。
阿海伯在门外补网，仿佛什么都没听见。
黄昏时分，老人带回一小包草药和消息：“去基隆的‘顺利号’货轮，大副是我侄子。”
林默涵捏着那张揉皱的船票，想起高雄港的“墨海贸易行”，想起那个温婉的女会计，不知她是否也已安全撤离。
海风送来远处渔舟的歌唱，悲凉，又苍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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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口感染的情况比预想的更糟。
当林默涵小心翼翼地拆开临时包扎的布条时，一股浓烈的腐败气味立刻弥漫开来。陈明月膝盖上方的伤口，原本红肿的边缘已经变成暗紫色，黄绿色的脓液不断渗出，周围的皮肤烫得吓人。她一直在昏睡，但呼吸急促而浅薄，身体时不时出现无意识的抽搐。
必须处理。否则不用等到敌人找到他们，败血症就会夺走她的性命。
窝棚里没有手术器械，没有麻醉剂，甚至没有足够的干净纱布。阿海伯默不作声地出去了一次，回来时带来一壶煮沸的盐水，一块磨得锋利的薄石片，还有几卷干净的粗布条。他把东西放在角落，就退到门外，继续修补他那张永远也补不完的渔网。
林默涵知道，这是阿海伯能给的最大限度帮助——提供工具，然后视而不见。
他先用盐水反复冲洗伤口，陈明月在剧痛中身体猛地弹动了一下，发出一声压抑的闷哼。林默涵按住她的腿，低声道：“忍一忍。”
然后，他拿起了那块薄石片。
这是他从未接受过训练的部分。发报、伪装、侦察、格斗，他都受过严格训练，唯独没有学习过如何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进行外科手术。但他别无选择。他必须用这块并不专业的“手术刀”，切开腐肉，引出脓血。
石片贴上皮肤的瞬间，陈明月彻底疼醒了。她的眼睛猛地睁开，瞳孔因为剧痛而放大，嘴唇瞬间被自己咬得发白。但她没有尖叫，甚至没有大声**。她只是死死抓住身下垫着的干草，将另一撮头发塞进口中死死咬住，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压抑到极致的气音。
林默涵的手很稳，但额头已经沁出了冷汗。他清除腐肉，挤出脓液，再用滚烫的盐水冲洗。整个过程，陈明月像一尾离水的鱼，在死亡的边缘痛苦地弹动，却始终没有发出一声真正的呼喊。
当最后一道布条包扎完毕，林默涵才发现自己的后背早已被冷汗浸透。陈明月已经再次陷入昏迷，但呼吸似乎顺畅了一些。
门外，阿海伯的渔网已经补好了，他正在整理钓具，仿佛刚才窝棚里发生的一切，只是海风带来的幻觉。
接下来的大半天，时间在煎熬中缓慢流逝。林默涵用阿海伯提供的草药（老人说是“蒲公英”和另一种他叫不上名字的草根），捣碎了敷在陈明月的伤口上。退烧的效果有限，但至少体温没有继续升高。
他大部分时间只是静静坐着，听着陈明月时而平稳、时而急促的呼吸，耳朵警惕地捕捉着外面的一切动静。偶尔，他会拿出那本《唐诗三百首》，但目光往往越过诗句，落在虚空中的某一点。他想起了很多事，想起了上海霞飞路那栋不起眼的洋房里的电台滴答声，想起了南京街头1947年那个飘雪的午后，魏正宏的特务队如何从他面前经过却未能认出他，想起了高雄港“墨海贸易行”开业那天，那个怯生生的女会计，捧着账本问他：“沈老板，这笔蔗糖出口的关税，要怎么记？”
不知她现在怎样了。是否也在逃亡？还是已经……
天色渐晚，夕阳的余晖透过油毛毡的缝隙，在地面投下几道凄艳的光斑。阿海伯推门进来，手里提着两条收拾好的海鱼，还有一小包用叶子包着的草药。
“吃吧。”他把鱼扔在地上，指了指草药，“这个，一天换两次。里头有消炎的。”
林默涵抬起头：“谢谢。”
阿海伯蹲下身，看着昏迷的陈明月，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命硬。”他下了个简单的评语，然后从怀里摸出一张揉得皱巴巴的纸条，递给林默涵。
“明天傍晚，‘顺利号’货轮，去基隆。大副是我侄子。”
林默涵猛地接过来。纸上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船名、时间和一句话：“阿海叔介绍，照顾伙食。”下面是一个模糊的指印。
“这……”他抬头看向老人。
阿海伯已经站起身，背对着他，走向门口。“船是跑运输的，查得不严。到了基隆，怎么走，你们自己想办法。”他的声音平淡无波，“我老了，不懂你们年轻人的事。只知道，这岛上，容不下太多秘密。”
林默涵捏着那张轻飘飘却又重如千斤的纸条，心中波澜起伏。这是一条生路，通往台北的生路。但陈明月的身体状况，能撑过海上颠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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