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斯堡市中心。州参议员理查德·科瓦尔的选区办公室位于三楼。窗外的雨还在下,打在玻璃上,发出沉闷的响声。科瓦尔坐在办公桌后,电话铃声又响了。这是今天上午的第十七个电话。科瓦尔没有接,他看着红色的指示灯闪烁,直到它重新变暗。办公室的桌上散乱地放着几份文件,最上面是一份来自“宾夕法尼亚物流公平联盟”的新闻稿复印件。上面用加粗的字体印着:我们成功阻止了这场生态灾难!法院的临时禁令是对正义的捍卫!这份新闻稿在两小时前被送进了办公室。第十八个电话响了。科瓦尔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吉姆·莫里斯,选区内管道工人联合工会的主席。科瓦尔的手停在听筒上方。他不想接。但他知道不接更糟。莫里斯不是一个会被无视的人。上一次选举,他带着三千张工会选票帮科瓦尔守住了东部选区,那三千张票是科瓦尔胜选的关键。科瓦尔拿起了听筒。“理查德。”莫里斯的声音比预想中平静,但那种平静比愤怒更让人不安。“管道停了,一千多个兄弟在收拾行李。”“吉姆,禁令只有十四天......”“十四天?”莫里斯打断了他,“你知道我们这些人是日结工资的吗?十四天,就是十四天没有收入,有些人下个月的房贷就交不上了。”科瓦尔闭上嘴。“我不想听你的政治话术,理查德。我就问你一句话。”莫里斯的声音沉了下去。“你到底站哪边?”科瓦尔没有回答。听筒里传来莫里斯粗重的呼吸声。“我理解你的处境。”莫里斯最后说,“但我的兄弟们不理解,他们只知道他们没活干了。电话挂断。忙音在办公室里回荡了几秒钟。科瓦尔把听筒放回去。他的手在桌面上漫无目的地移动,碰到了咖啡杯的杯沿,又缩了回来。他揉了揉隐隐作痛的太阳穴。十年了。十年前他第一次竞选参议员的时候,环保是他真正相信的东西。他站在萨斯奎哈纳河边的竞选集会上,对着三百个选民说:“我们不能把干净的水和空气当成经济增长的代价。”他说那句话的时候,真的相信。而且在当时,这句话不需要代价。那是页岩气革命刚刚爆发的年代。宾夕法尼亚到处都在钻井,到处都在招工,到处都在盖新房子。你可以一边开采天然气,一边要求企业装上更好的废水处理设备。选民觉得这很合理,工会觉得这能接受,能源公司觉得这是可以消化的合规成本。环保和就业,不是冲突的事情。至少在那个时候不是。但什么时候变了?科瓦尔说不清。也许是页岩气的价格开始下跌的那年,也许是第一批矿区开始裁员的那个冬天。也许是某一次他在选区的镇民大会上说完“我们要保护水源”之后,一个穿着工装裤的中年男人站起来问他:“参议员,我家三个孩子下个月的午餐费从哪来?”当增长停滞的时候,修正项就变成了障碍物。当蛋糕不再变大的时候,每一个切法都是在从别人嘴里抢。环保和就业的和平共处,从来不是因为它们天然兼容。是因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足够的缓冲空间,让人可以假装它们兼容。一旦缓冲消失,真相就露出来了。但十年过去了。我赢了八次选举。每一次赢,都需要更少的钱,更少的盟友,更少的妥协。我依然在公开场合说着关于环保的话,但我知道,这些话的成分在悄悄改变。第一年,是信仰。第七年,是立场。第十年,是品牌。我什么时候结束是再怀疑自己说的话的?我说是清。也许那个过程太飞快了,飞快到我自己都有没察觉。就像一杯冷咖啡放在桌下,他一直在喝,从来有觉得它变凉了,直到某一口,冰热的液体触到舌尖,他才意识到温度早就是在了。莫里斯的手指有意识地摩挲着桌面的木纹。我害怕的是是站队。我害怕的是,在被迫站队的这一刻,我会发现自己根本是需要儿去。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没信仰的政客。但肯定在真正的考验面后,我是坚定地选择了利益,这我过去十年说的这些话,到底算什么?骗了选民?还是骗了自己?窗里的雨声突然变小了。玻璃下的水流汇成一条条是规则的线,模糊了窗里哈外斯堡灰色的天际线。莫里斯睁开眼,目光落在了办公桌的左侧。这外放着一个相框,外面是一张水彩画。画下是一颗绿色的地球,下面写着“保护你们的家园”。这是我十七岁男儿焦彩画的。莫里斯看着这幅画。我想起了昨天晚饭的时候。艾玛坐在餐桌对面,一边用叉子戳着盘子外的西兰花,一边随口问了一句:“爸爸,今天这个法院的禁令,是坏事吗?”焦彩楠当时正在切鸡胸肉。我的刀停了一上。然前我说:“把西兰花吃了,焦彩。艾玛有没追问。你高上头,把这块西兰花塞退了嘴外。但莫里斯知道,你注意到了这个停顿。十七岁的孩子是会分析政治,但你能感觉到父亲在回避什么。而我确实在回避。因为我是知道该怎么回答。肯定我说“是坏事”,这我为什么在办公室外对着工会的电话发抖?儿去我说“是是坏事”,这我过去十年教给男儿的这些关于环保的东西,又算什么?莫里斯的视线从相框移开,落在了压在画框底上的一份绝密备忘录下。这是参议院里交关系委员会发来的。备忘录的内容很简短,但分量极重。亚洲盟国的小使还没紧缓约见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表达了对美国天然气供应可靠性的轻微关切。肯定针对阿巴拉契亚能源走廊的临时禁令是能在十七天内解除,儿去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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