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不扰民”的底线。

    朝廷初到桂林，百废待兴，用钱用粮之处极多。但皇帝和内阁定下了严规：

    除依法征收既定税赋外，绝不允许额外加派、强征。

    宫廷用度节俭，百官俸禄时有拖欠，却未见如以往某些官军或流寇般，纵兵抢掠、拷饷索粮。

    这对于见惯了兵匪一家、官吏如虎的普通百姓而言，已是难得的“仁政”。

    朝廷至少守住了不把刀架在百姓脖子上抢粮的底线。

    其二，是“分田地”的实惠。

    朱由榔大力推行的清丈田亩、打击豪强，固然触动了缙绅利益，但对于无数无地少地的佃农、流民而言，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许多被查抄的隐田、逆产，经官府核实后，以极低的佃租或直接分田的方式，安置给了本地贫苦农民和南逃的湖广难民。

    虽然田亩有限，分到每家每户可能不多，但却让许多家庭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能产出活命粮食的土地。

    这份实实在在的“授田之恩”，让受益的百姓对朝廷充满了感激。

    其三，是“安流民”的活路。

    北方和江南各地溃败，大量难民涌入广西。

    朝廷虽艰难，却仍设法设粥棚、划荒地、以工代赈，尽力安置，避免了大规模饿殍遍野或流民为寇的惨剧。

    许多桂林本地百姓，或许家中也有亲戚逃难而来，亲眼见到朝廷并未将难民拒之门外，或任其自生自灭，这份“不抛弃”的姿态，赢得了人心。

    其四，是“惧鞑虏”的共识。

    满清入关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近年来在江西、湖南等地屡屡屠城、强制剃发易服的恐怖传闻，通过各种渠道隐隐传来。

    桂林街头偶尔出现的、从北边逃难来的、神情惊惶、讲述亲眼所见惨状的难民，更是让“建奴凶残，视汉人为猪狗”的印象深入人心。

    百姓们或许不懂大道理，但朴素的认知告诉他们：

    若让那样的军队打过来，眼前这勉强安生的日子，立刻就会化为齑粉，妻女遭淫，子弟被戮，祖宗坟茔不保。

    因此，当看到皇帝节食、百官捐俸，当听到前线缺粮、将士浴血的消息时。

    许多百姓心中涌起的，不仅仅是对朝廷的同情，更是一种唇亡齿寒的恐惧和保卫眼前这份来之不易安稳的自觉。

    “朝廷来了，咱才有了这几亩薄田，娃儿才没饿死。”

    “听说北边鞑子所过之处，鸡犬不留，连孩子都不放过……”

    “那些乡绅老爷们能带着家产投降新主子继续过着自在富足日子，但咱们这些老百姓恐怕只能沦为鞑子家奴。”

    “听说那些鞑子入了关，到处跑马圈地，抓到男人为奴，女人成奴婢…”

    “咱这点东西算什么？没了朝廷，没了这些兵，鞑子来了，啥都没了！”

    这些朴素而真实的想法，在街谈巷议、在田间地头流传。

    于是，才有了脚夫王老五拿出了汗珠子摔八瓣挣来的铜板，杂货铺张掌柜捐出了压箱底的存货，老农李老汉送来了从牙缝里省下的口粮。

    ……

    他们捐出的，不仅仅是物资，更是对“朝廷”这个曾经遥远而模糊概念的一种具体认同。

    也是对自己身家性命未来的一份沉重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