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比他走的时候大了不少。原来那几座吊装架还在，旁边又新添了两座，更高，更大，吊臂伸得老长，在阳光下泛着木头和铁件的光。栈桥也加长了，从岸边一直伸到河心，能同时停七八条船。这会儿栈桥边停满了船，大的小的，新的旧的，挤在一起，船舷碰着船舷。有的正在卸货，麻袋一袋一袋往下搬有的正在装货，木箱一箱一箱往上抬有的空着，船工坐在船头抽烟，等着下一趟。
岸上的人更多了。
有穿短褐的工人，扛着麻袋，推着独轮车，跑来跑去，嘴里喊着“让一让让一让”。有穿着讲究的商人，站在一边，跟管事的讨价还价，手势比划得飞快。有穿着普通衣服的庄客，拎着篮子，推着车，来来往往，篮子里装着菜，车上堆着货。还有几个穿得破破烂烂的，蹲在墙根底下晒太阳，眼睛四处看，一看就是新来的流民，还没找到活干。
杨定军看了好一会儿，才认出这是他家。
玛蒂尔达抱着孩子，站在他旁边。
“变了。”她说。
杨定军说：“嗯。变大了。”
玛蒂尔达说：“比咱们走的时候热闹多了。”
杨定军说：“是。”
船靠稳了，有人把跳板搭上来。木板搭在船舷和栈桥之间，颤颤悠悠的。杨定军扶着玛蒂尔达先下，孩子在她怀里睡着了，小脸红扑扑的。杨定山带着那几个人跟在后面，扛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码头上有人迎上来。是弗里茨，杨保禄手下管事的，四十来岁，一张圆脸，见人就笑。他看见杨定军，快步走过来，脸上笑开了花。
“二少爷！您可算回来了！大少爷念叨好几天了，说您该到了，天天让我在码头等着。”
杨定军点点头：“辛苦了。”
弗里茨说：“不辛苦不辛苦。马车在那边，您和少奶奶先上车。东西我让人搬，您甭管了。”
马车沿着石板路往前走。
这条路杨定军从小走到大，闭着眼都不会走错。小时候他跟着父亲走，长大了自己走，后来去林登霍夫，每次回来也走这条路。但今天走起来，感觉不一样了。
路两边全是人。
有摆摊的，卖吃的，热气腾腾的包子，油汪汪的炸糕，香味直往鼻子里钻。有卖穿的，粗布细布，挂成一排，风吹得布角直飘。有卖用的，锅碗瓢盆，锄头镰刀，摆了一地。有挑着担子吆喝的，“豆——腐——”，“糖——葫芦——”，声音拖得老长。有蹲在地上讨价还价的，为一个铜板争半天。有穿着体面的商人，有穿着破旧的流民，有本地人，有外地人，混在一起，吵吵嚷嚷的。
玛蒂尔达掀开车帘，往外看。
“这么多人。”
杨定军说：“嗯。”
玛蒂尔达说：“他们不过年吗？”
杨定军说：“过。但买卖也得做。过年是咱们的节，他们又不一定过。”
玛蒂尔达点点头。
马车走得不快，赶车的汉子时不时喊一声“让一让”，人群就闪开一条缝，等马车过去，又合上了。
马车拐了个弯，进了工坊区。
这一片，杨定军最熟。他小时候在这儿玩过，跟那些工匠的孩子一起，在工棚里钻来钻去。长大了在这儿干过活，跟师傅学过几天打铁，后来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就老老实实看书去了。后来去了林登霍夫，也经常想起这儿，想起那些叮叮当当的声音，想起那些热乎乎的炉子。
但现在，他有点认不出来了。
原来那几个工棚，还在，但旁边又新盖了一大片。新的工棚比旧的还大，还高，烟囱也更高，更粗，冒出来的烟更浓，更黑。叮叮当当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隔着老远都能听见，锤子砸在铁上，当当当，当当当，像敲鼓一样。
有人进进出出，穿着一样的短褐，戴着一样的帽子。有的扛着东西，有的推着车，有的空着手跑。个个都忙，走路都带风，脸上全是汗。
杨定军数了数。光他看见的，就有上百人。
他想起走的时候，这边大概有一千来人。现在，怕是快两千了。
玛蒂尔达也往外看。
“这么多人干活。”
杨定军说：“嗯。”
玛蒂尔达说：“他们不回家过年吗？”
杨定军说：“回。但得干完这批货。这批货赶着要，不干完走不了。”
玛蒂尔达说：“那他们乐意？”
杨定军说：“乐意。干完这批，工分多，换的东西多，过年能多吃几顿好的。”
马车从工坊区穿过去，又走了一段，进了内城。
内城门口站着几个守卫，穿着整齐的短褐，腰里挂着刀。他们看见马车，认出了赶车的人，也没拦，直接让开了。
马车在一栋三层石楼前面停下。这是杨家的老宅，他从小长大的地方。石楼还是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