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拉德说：“五头。不能再多了。”

    杨保禄说：“十头。”

    康拉德说：“八头。”

    杨保禄说：“十头。”

    康拉德叹了口气。“行吧。十头。”

    杨保禄说：“草料够吗？”

    康拉德说：“够。去年存了不少。就是怕不够吃。”

    杨保禄说：“不够就从外面买。”

    康拉德点点头。

    回到书房，杨保禄把那几件事记下来。工坊抽人，工具备好，牛调好，水渠修好，肥料沤好。一样一样，清清楚楚。

    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

    窗外，天快黑了。码头的灯火亮起来了，工坊的烟囱还在冒烟。远处，牧草谷的方向，炊烟升起来，被风吹散了。他想起父亲说的那些话。

    “你没挨过饿。”

    他没挨过。但他知道，有人挨过。那些从林登霍夫逃过来的流民，瘦得皮包骨头，眼睛里全是怕。他们不识字，不会算账，不会打铁，不会织布。但他们知道怎么种地。地是他们的命。没了地，他们就没命了。

    他想起父亲说的另一句话。

    “地在那儿，粮就在那儿。”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的灯火亮着，一盏一盏，沿着河边排过去。那些灯火下面，是四千多人。他们有的在工坊里干活，有的在码头上扛货，有的在集市上做买卖，有的在地里种地。他们有的识字，有的不识字。有的会打铁，有的会织布。但他们都会种地。

    种地，是最后的活路。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到桌边，拿起那张北岸的地图，又看了看。那些线条，那些数字，那些标注，在他脑子里慢慢变成一片地。翻过的地，起好的垄，挖深的水渠。种上麦子，长出苗，抽穗，灌浆，收割。粮仓满了，人心就稳了。人心稳了，什么都好办。

    他把图放下，吹灭油灯。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照在院子里，照在那棵老核桃树上。他站了一会儿，慢慢往楼上走。

    明天还有事。

    第二天一早，杨保禄又去了牧草谷。老哈特已经在地头等着了，旁边站着几个人，都是他从工坊那边挑出来的。他们穿着短褐，扛着铁锹，看着那片地。

    杨保禄走过去，站在他们面前。

    “今年，北岸要开一百亩地。水渠要修，田垄要打，肥要上。春耕前干完。”

    那几个人互相看了看。有人问：“大少爷，工坊那边怎么办？”

    杨保禄说：“工坊那边，有人干。你们的事，是种地。”

    那人点点头，没再问。

    杨保禄看着老哈特。“你带着干。缺什么，跟我说。”

    老哈特说：“好。”

    杨保禄转身要走。老哈特忽然叫住他。

    “大少爷。”

    杨保禄回过头。

    老哈特说：“您放心。地，种得好好的。”

    杨保禄点点头。

    他站在地头，看着那片空荡荡的地。风吹过来，凉飕飕的。天还是灰的，地还是灰的。但春天要来了。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往回走。

    接下来的日子，杨保禄每天都去北岸看进度。

    老哈特带着那三十个人，从早干到晚。先把去年开了半截的地翻一遍，再把新地开出来。地是荒地，长满了草根和灌木，得先烧，再翻，再耙。那些从工坊来的年轻人，没干过这种活，第一天就磨了一手泡。老哈特也不急，一个一个教。怎么握锄头，怎么踩铁锹，怎么翻土才不会翻到石头。

    “慢慢来。”老哈特说，“地不是一天开出来的。”

    过了几天，那几个人慢慢上手了。锄头落下去，一铲一铲，比刚来的时候快了不少。老哈特站在地头看着，偶尔喊一声：“深点！深点！根没刨干净！”

    水渠也在挖。从阿勒河引水，沿着地势走，一路挖到地头。沟挖得宽，一人宽，半人深。沟底垫了碎石，沟壁拍实了，省得水渗。老哈特说，这水渠修好了，旱能浇，涝能排。比什么都不强。

    牛也调来了。十头，膘肥体壮，毛色发亮。康拉德亲自送来的，心疼得直摸牛头。“好好用，别累着。”老哈特说：“放心。”

    犁是工坊新打的，铁的，比木头的轻，也比木头的快。牛拉着犁，在地里走，一趟一趟，土翻起来，黑油油的。老哈特跟在后面看，越看越高兴。

    “这地好。”他说，“肥。”

    杨保禄站在地头，看着那片地一天一天变样。从荒地变成翻过的地，从翻过的地变成起好垄的地。水渠挖好了，水从阿勒河流过来，清清亮亮的。他蹲下，用手摸了摸那水。凉，但暖。是春天的水。

    他想起父亲说的话。

    “地在那儿，粮就在那儿。”

    地有了，粮就有了。粮有了，人心就稳了。人心稳了，什么都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