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的集市每旬逢三逢八开市，地点在码头边的一片空地上。周围领地的庄户、林登霍夫来的商人、莱茵河上过往的船工，都在这里买卖。规模不算大，但人流不断。

    七月二十三，逢三，正是开市的日子。

    杨保禄让人在集市最好的位置支了一张长桌，铺上漂白细布，把六只蓝玻璃高脚杯、三把酒壶、两只果盘全部摆出来。日头底下，蓝玻璃的颜色比在工坊里更艳，远远望过去，像桌上放了一排凝固的蓝色水珠。

    第一个被吸引过来的不是商人，是一个船工的老婆。她在桌边站了好一会儿，盯着那只果盘看，然后问价。摆摊的伙计报了一个数目，她倒吸一口气，走了。

    真正识货的人是午后来的。一个从科隆来的布商，四十多岁，穿着体面，每年春秋两季都来盛京收购细布。他路过长桌时，脚步忽然停了。他退回来，弯下腰，把脸凑近那排杯子，从排头看到排尾。看完，他直起腰，问了价钱。

    伙计报了数。

    科隆商人沉默了几息，然后从怀里掏出钱袋，数出金币，买走了两只蓝玻璃高脚杯。他没有还价。伙计把钱收好，看着商人走远，手还有些抖。

    傍晚时分，杨保禄来到集市。长桌上的蓝玻璃器皿已经卖掉了大半——六只杯子卖了四只，三把酒壶卖了全部，两只果盘卖了一只。收上来的钱币在钱箱里堆成了一小堆，有金币，有银币，还有几枚科隆商人带来的外国钱币，成色各异。

    杨保禄把钱箱的盖子合上，转过头，对杨定军笑了一下。

    “多开几炉。”他说，“有多少，卖多少。”

    杨定军点了点头。他怀里揣着那个记了配方的本子，本子的封皮被体温捂得温热。他想，父亲看到这些杯子，大概也会笑。

    傍晚的光从西边照过来，把盛京的石板路和工坊的屋顶都染成了一片暖色。阿勒河的水声依旧，码头边的集市开始收摊，商贩们把没卖完的货物装回筐里，互相打着招呼，约定下一集再来。远处钾碱工棚的烟囱还冒着青烟，弗里茨大概又在守着蒸发灶。

    杨定军和杨保禄沿着石板路往回走。经过水力工坊时，新装的几台十六锭纺车正在运转，嗡嗡的声音从木墙后面透出来，混着水车的吱呀声，沉闷而持续。

    杨定军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话。父亲说，英国人当年花了五六十年才走完纺织业的工业化，盛京比他们晚了一千年，但盛京有一个他们没有的优势——知道这条路走得通。

    蓝玻璃的配方，小乔治从意大利带回来的硫磺契约，吉拉尔迪送的那四本书，朱塞佩藏在包袱里的钴料，甚至诺德海姆子爵被手雷吓退后送来的那封致歉信。这些事，看上去各不相干。但它们都指向同一件事：盛京正在一点一点地，把触角伸到更远的地方去。

    杨保禄走到自己院子门口，停下脚步。“那个意大利工匠，叫朱塞佩的。”

    “怎么了。”

    “给他加一份工钱。他值。”

    杨定军应了一声。两人各自回了院子。

    月光照在盛京的石板路上，也照在工坊区那排新烧出来的蓝玻璃器皿上。没卖完的一只杯子和一只果盘收在库房里，用细布裹着，等着下一集继续摆出来。库房的小窗透进一道月光，正好落在蓝玻璃杯的杯壁上，把那抹蓝色映得幽深而安静，像阿尔卑斯山某个湖泊在深夜里的颜色。

    明天还会有人来看，来问价，来买。后天也是，大后天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