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亮闭了一会儿眼，又睁开了。“定军呢。”
“在工坊。”杨保禄说，“我去叫他？”
杨亮摇了摇头。“让他忙。”
珊珊把小米粥的碗收走，又端了一碗温水过来。杨亮喝了两口，靠在枕头上，目光落在窗户上。窗外的光线已经开始变暗，榆树的影子投在窗纸上，风吹过去，影子晃一晃，又停住。
“保禄。”杨亮忽然开口。
“爹。”
“你和定军，这些年，都做得不错。”杨亮的声音很慢，一个字和下一个字之间隔着比平时更长的空隙，“我没什么不放心的。”
杨保禄的喉咙动了动。他想说“爹你别说这种话”，但说不出口。父亲不是那种需要人哄的人。三十八年前他带着一家人来到这片河谷，从五个人到四千人，从一座木屋到百座工坊，从一袋种子到满仓粮食。他从来不需要人哄。他只是把事实说出来，像说今天的天气、说田里的墒情、说炉子里的火候一样。
“你弟弟。”杨亮又说，“定军这个人，心思都在技术上。他不是不管事，是管的方式跟你不一样。你管人，他管物。你们俩凑在一起，才是完整的。”
杨保禄点头。
“玛蒂尔达是个好媳妇。定军有时候犯轴，她担待着。”杨亮停了一下，呼吸有些急促，缓了几息才平下来，“两个孩子，杨宁和杨安，你要替你弟弟看着点。定军自己不太会管孩子，玛蒂尔达一个人顾不过来。”
“我知道。”
杨亮闭上眼睛，没有再说话。杨保禄坐了一会儿，确认父亲睡着了，才轻轻站起来，退出了卧房。
院子里，珊珊正在收晾晒的草药。杨保禄走过去，帮她把一捆艾草从绳子上取下来。艾草是端午节前后收的，晒干了用来熏屋子、煮水泡脚。珊珊每年都要收一大批，分给内城各家。
“娘。”杨保禄把艾草放进竹筐里，“爹的身子，到底怎么样。”
珊珊的手停了一下。她把最后一捆艾草取下来，码进筐里，拍了拍手上的碎叶子。
“你爹不是病。”她说，“是老了。”
杨保禄站在那里。三十八年前母亲跟他一起穿越到这片土地上时，他只有四岁。三十八年过去，母亲从一个年轻妇人变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她的手上全是老茧和裂口，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草药汁液。但她的眼睛还是跟年轻时一样，看人看事，清清楚楚。
“人的身子，像一盏油灯。”珊珊把竹筐端起来，放在廊檐下，“灯油烧完了，灯就灭了。添油能多亮一会儿，但添不了多少。草药是添油，不是造油。”
杨保禄沉默了很久。
“还能添多少。”他问。
珊珊没有回答。她把竹筐码好，拍了拍围裙上的灰，转身走进了厨房。
八月初，杨亮把两个儿子叫到了床前。
那天早上杨定军刚从工坊回来。他在阿勒河边选了一块地，准备建新的水力纺纱车间。现有的纺织工坊已经塞了六台十六锭纺车，屋顶下面挤得满满当当，卢卡跟弗里茨抱怨说喂棉条的时候转身都困难。杨定军决定在河下游半里的地方另建一座单独的纺纱工坊，专门放新式纺车。他花了三天时间测了河水的流速，选了水轮的位置，画了工坊的平面图，让木匠老约翰开始备料。
他刚洗完手，准备吃早饭，诺力别就来了。说父亲让过去。
杨定军走进父亲的卧房时，杨保禄已经在了。杨亮靠坐在床上，背后垫了三个枕头，才勉强撑住上半身。他比七月的时候又瘦了一圈，锁骨和肩胛骨的轮廓从薄薄的里衣下面凸出来。但他的眼睛是清明的，看着两个儿子走进来，目光从杨保禄脸上移到杨定军脸上，又从杨定军脸上移回杨保禄脸上。
“坐下。”杨亮说。
杨保禄和杨定军在床前的两条矮凳上坐下。珊珊站在门口，没有进来。
杨亮看着两个儿子，看了好一会儿。窗外传来阿勒河的水声和远处工坊水车转动的吱呀声。这些声音在盛京响了三十多年，从早到晚，从春到冬，已经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一部分，像呼吸一样自然。
“我把你们叫来，是有几句话要说。”杨亮的声音比七月的时候更慢了，中间停顿的次数更多了，“不是交代后事。后事没什么好交代的，你们俩这些年做的事我都看在眼里，我走了你们也撑得住。我要说的是别的事。”
他停了一下，喘了几口气。
“你们俩，性格不一样。保禄像一把锤子，遇到事情第一反应是敲下去，敲平了算。定军像一把锉刀，遇到事情第一反应是来回磨，磨到严丝合缝为止。锤子有锤子的用处，锉刀有锉刀的用处。但锤子和锉刀搁在一个工具箱里，才是一个完整的家。”
杨亮的用词简单直接，没有比喻的铺陈，只是把话说明白。
“我走了以后，盛京归保禄，林登霍夫归定军。这是早就定好的，不用再议。但有一条——两家不分家。不是让你们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