珊珊在墓前站了很久。她没有跪，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块刻了字的木板。三十九年前她跟着丈夫来到这片土地上，那时她二十六岁，怀里抱着四岁的杨保禄，肚子里怀着杨定军。三十九年，她把两个孩子养大，看着丈夫把一片荒地变成一座城，看着他写满一本又一本笔记，看着他头发白了背驼了咳血了，看着他躺在床上再也起不来。现在他躺在这里了。
诺力别走过来，把一件厚袍子披在婆婆肩上。珊珊拍了拍她的手。两个人站在那里，直到天色暗下来。
守孝从腊月初六开始。
杨保禄和杨定军搬到了内城东北角的一间偏院里。院子不大，正房三间，两侧有厢房。他们把正房的家具清了出去，只留了一张矮桌、几个蒲团。地上铺了草席，兄弟俩就睡在草席上。被子是粗布的，薄薄一条，冬天的寒气从地面渗上来，躺下去后背发凉。
这是杨亮留下的规矩。他自己穿越前是北方人，老家的习俗，父母去世，儿子要守孝三年。到了这里以后他把规矩简化了——三年改成三个月，草席照铺，荤腥照戒，但工坊的事不能停，盛京不能停。他当年把这些话写在笔记的最后一页，杨保禄翻到过，记住了。
第一个七天，兄弟俩每天只吃两顿。早上是燕麦粥和腌菜，晚上是麦饼和白水。没有肉，没有油，连蜂蜜都不放。诺力别每天把饭送到偏院门口，放在门槛外面。杨保禄端进来，兄弟俩坐在矮桌两边，安安静静吃完。吃饭的时候不说话，吃完把碗筷放回门槛外面。
杨定军把父亲的笔记从藏书楼搬到了偏院里。五十六本，牛皮封面，麻线装订，用了几十年的本子，有些纸页已经泛黄发脆。他按照父亲记在扉页上的编号，一本一本排开。农业的四本，水利的三本，建筑的七本，冶金和铁工的十二本，纺织的八本，化工的五本，医药的四本，地理和地图的六本，杂项和随笔的七本。最后一本是宗谱，单独放着。
他每天守孝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整理这些笔记。摊开一本，逐页检查——有没有虫蛀，有没有受潮，字迹有没有褪得看不清。有问题的页面单独誊抄，原页用油纸夹好存档。五十六本笔记，他一页一页翻过去。有些页面上的字是父亲三十多年前写的，墨水已经变成了深褐色，笔画却还清清楚楚。有一页上画着阿勒河谷的第一张地图，河道还是用炭笔画的，弯弯曲曲，旁边标注着水深和流速。那一年杨定军还没出生。
有些页面上沾着污迹——油渍、汗渍、泥土渍。有一页上甚至有一个淡淡的小手印，是杨定军小时候摸上去的。他五岁还是六岁来着，偷偷溜进父亲的书房，把手按在刚写完的纸页上，留下了一个墨迹模糊的小手印。父亲没有骂他，只是把那一页晾干，照常装订进了笔记里。杨定军翻到那一页时，手停了一下。他没有摸那个手印，只是看了一会儿，然后翻过去了。
杨保禄在守孝期间也没有闲着。他让弗里茨把工坊的账册送到偏院来，每天上午看两个时辰。水力纺纱工坊停了一天就恢复了运转——父亲在世时说过，工坊是盛京的命脉，命脉不能断。但炉子开得比平时晚一个时辰，关得比平时早一个时辰。产量降了一些，但杨保禄没有催。
码头也只停了一天。第二天货船就重新装卸了。船工们干活时比平时安静得多，没有人吆喝号子，没有人扯着嗓子喊话。货箱搬上搬下，缆绳解开系好，一切都在沉默中进行。小乔治把南边商队的货物清单送到偏院来时，站在门口没有进去。杨保禄看完清单签了字，从门缝里递出来。
腊月十五，杨保禄把父亲的遗言抄录了六份。遗言是杨亮口述、杨定军记录的那一版，写在一张单独的羊皮纸上。内容不长，没有抒情的话，一条一条列得清楚：盛京归杨保禄，林登霍夫归杨定军，两家永不分家。藏书楼的笔记由杨定军整理保存，每年清明春节按祖制祭祖。杨定山是义子，与亲子同等待遇。工坊的收益，两房按比例分配，细则由杨保禄和杨定军商定。
杨保禄坐在矮桌前，把这封遗言抄了六遍。每一遍抄完，他都要跟原版逐字核对一遍。诺力别给他磨墨。盛京自产的墨，用松烟和胶做的，写在纸上黑得发沉。杨保禄的字不如杨定军工整，但一笔一划写得用力，纸背都透出了墨迹。
六份抄本，一份留在盛京内城存档，一份交林登霍夫格哈德存档，一份交瓦尔德堡存档，一份送瓦尔堡子爵处备案，一份送教堂由神父见证，一份由杨定军随身收着。
腊月二十，杨保禄和杨定军出了偏院。
他们在父亲的书房里设了灵位。灵位是一块刨光的杨木板，杨定军亲手刨的。板上刻着杨亮的名字，字是杨定军刻的。灵位前摆着香炉和烛台，香炉里插着三炷香，青烟笔直地升上去，在房梁下面散开。
兄弟俩在灵位前跪下。杨保禄从怀里取出那封遗言的原本，展开，双手捧着。
“爹。”他的声音不高，但稳，“您留下的这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