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杨定军又念了一遍。
杨宁伸出小手，按在那个字上。“天。”她说。发音不太准，带着一点含混的童音，但声调是对的。
杨定军点了点头，翻到“地”字。
“地。”
“地。”杨宁跟着念。
念到“人”字的时候，杨宁忽然从父亲膝盖上滑下来，跑到摇篮旁边，指着里面的杨安。“人！”她说。杨安正在吃手，被她一指，愣住了，然后继续吃手。
杨定军看着女儿，嘴角动了动。他把课本翻到下一页，上面是“日月星”三个字，每个字旁边画着图。日字旁边是一个圆圈，周围画着放射状的线条。月字旁边是一个弯弯的月牙。星字旁边是几个小点。
“日。”杨定军念。
“日。”杨宁跟着念。
“太阳。”
“太阳。”
念到“月”字时，杨宁忽然说了一声“娘”。杨定军停下来看着她。杨宁指着月牙旁边的小图，又说了一遍“娘”。玛蒂尔达的名字，拉丁文写法跟月亮有些像，杨定军有一次跟玛蒂尔达说话时提到过，不知道杨宁什么时候听见了，记住了。
杨定军把女儿抱起来，放在膝盖上。“月，是月亮。娘的名字是另一个字，爹明天教你。”
杨宁点了点头。她从父亲膝盖上滑下去，跑到门口，又跑回来，把课本翻回“人”字那一页，指着那个画着的小人。“爹。”她说。然后又指着摇篮里的杨安。“弟弟。”然后指着自己。“宁宁。”
杨定军看着她。三岁半的杨宁，头发扎成两个小揪揪，一只脚穿着鞋一只脚光着，手指戳在课本上，仰着脸看他，等他点头。
“都对。”杨定军说。
杨宁满意了。她把课本合上，抱着它跑到摇篮旁边，把课本放在杨安的枕头边上。杨安伸手去抓，抓住了课本的封面，往嘴里塞。杨宁把课本夺回来，说“不能吃”，然后把木鸭子塞给他。杨安抱着木鸭子，不闹了。
玛蒂尔达从林登霍夫回来时，杨宁正趴在院子里的石桌上，用炭笔在废纸片上画字。她画的不是正经的字，是字的形状——一个方块，里面几道杠杠，看上去像“田”字，但多了一横。她画完一个，举起来对着太阳看，然后又画一个。
玛蒂尔达在石桌旁边坐下。杨宁把自己画的字推到她面前。“娘，看。”
玛蒂尔达拿起来看了看。“这是什么字。”
“田。”杨宁说。
“田字里面是四个小方块，你这个有三个。”玛蒂尔达指着那几道杠杠说。
杨宁把纸拿回去，低头看了看，然后用手指蘸了点唾沫，把多出来的那一道杠擦掉了。擦完，纸上留下一个模糊的印子，倒确实像“田”字了。
“定军。”玛蒂尔达转过头，看着坐在廊檐下修纺车零件的杨定军，“她还小。手都握不稳笔，你让她画字，太早了。”
杨定军把手里一个锭子放下。“不早。我三岁认字，四岁读书，五岁学算术。杨家孩子都这样。”
“她不是你。”玛蒂尔达说，“她是她自己。”
“她是杨家的孩子。”杨定军的声音不高，但也没有商量的意思，“杨家的孩子，三岁认字，四岁读书，五岁学规矩。不是要她学成什么样，是让她从小知道，识字读书是吃饭喝水一样的事，不是额外加给她的负担。”
玛蒂尔达看着丈夫。杨定军的脸被廊檐的阴影遮住了一半，但眼睛是亮的。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不像平时说齿轮和锭子时那样简短。他说得很慢，很认真，像这些话他在心里存了很久。
“你爹当年也是这么教你的。”玛蒂尔达说。这不是问句。
杨定军点了点头。“我三岁时，他每天晚上把我抱在膝盖上，翻开那个课本，一个字一个字念。念完一遍，问我记住了没有。我说记住了，他就翻到下一页。我说没记住，他就再念一遍。有时候一页念五六遍，他不烦。”
他停了一下。
“他白天在田里干一天活，晚上回来还要教我和大哥认字。灯油贵，他舍不得多点，就着一盏灯，我和大哥凑在两边，一个字一个字跟着念。他念完了，让我们在沙盘里写。写错了，他握着我们的手写一遍。写对了，他点一下头，翻下一页。”
杨定军的声音平得像阿勒河冬天的水面。
“我五岁那年，大哥九岁。爹开始教我们算术。一加一等于二，他不在沙盘里写，带着我们到码头边，数装船的货袋。一袋加一袋，两袋。两袋加两袋，四袋。数完了，让我们在本子上记下来。第二天货船走了，他让我们算，走了一船货，码头上还剩多少。我们算不出来，他就带着我们到码头边，数剩下的货袋。数完了，再算一遍。反复几次，我们就会了。”
玛蒂尔达听着，没有打断他。
“他不是在教我们认字算术。”杨定军说，“他是在教我们看世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