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墨沉默了一会儿，将手里的茶杯搁下：“我陈某容不得任何人在我地盘上迫害进步人士、镇压工农。你们为底层奔走，我信得过。往后上海、江浙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只要不越出法理、不搞破坏，我一概庇护，绝不插手为难。你们有难处，只管开口。事先沟通好，大家步调一致，该谈就谈，该保就保。”
他向前探了探身，语气很轻：“往后，我这边的门，对你们，永远留一条安全的通道。”
梁兴义微微动容。信任在这一刻彻底落地。
对方给出的不是敷衍的客套话，而是实实在在的、最高级别的安全保障。
梁兴义沉默良久，终于开口道：“督军治下，兴实业，安百姓，办教育，修水利，又整军经武，抵御外侮之心路人皆知。以督军的胸怀与远见，将来必不止于偏安一隅。我们非常希望，能与督军有更深、更长远的同道之谊。”
陈墨抬起眼，烛光在他的瞳孔中轻轻一晃。他的回答很简短：“国家动荡，列强环伺，只靠一方难成大事。只要是为国家独立、百姓安康，陈某愿意与各位同舟共济。今日之约，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桌上那盏煤油灯的火苗轻轻跳了跳，照亮书房墙上那幅东南区划图。
窗外夜深人静，偶尔从黄浦江上传来一声低沉的船笛，穿过沉沉夜色远远散去。
这间屋子里定下来的一些事，将会在往后很长时间里，改变不止一座城市的命运。
谈判顺利结束的消息当天下午便传遍了整个上海。
号外报纸在街头被抢购一空，报童举着《申报》和《新闻报》在电车站和码头奔走，头版标题印着“督军亲自主持劳资谈判，工人五项诉求悉数达成”。
各大工厂的工会连夜开会传达协议内容，不少车间的工人听到“禁止打骂”“加班双薪”“不得报复代表”这些条款时，当场红了眼眶。
东瀛在上海的纱厂数量最多，规模最大，这次罢工给他们造成的损失也最重。
日商代表在谈判桌上被陈墨当众压服，回去之后便通过驻沪总领事馆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声称江浙督军“纵容工潮、侵犯条约权利”，并将陈墨列为在华利益的眼中钉。
英国的反应则更加微妙。工部局对陈墨派军警在租界边界布防、禁止巡捕越界抓人的做法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公然不遵守租界既有的治外法权惯例。
但英国在上海的商行和航运公司仍有大量对华贸易正在进行，考虑到江浙沪市场的巨大利润，他们没有选择公开撕破脸，只是通过使馆渠道向北洋政府施加了非正式的压力。
美国和德国的反应则截然不同。美方因与陈墨在纺织、面粉和电力工厂方面有深入合资合作，利益绑定深厚，对此事保持沉默。
德国则因与陈墨在军工和重工业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同样选择置身事外——几家洋行的代表甚至私下表示，陈督军是讲信用守合同的合作者，这些劳资纠纷属于中方的内政。
在谈判结束后不到一周，陈墨便公开成立了江浙劳工调解处，并通电声明：凡江浙沪范围内工厂开除工人，必须经调解处调查同意，不得擅自解雇。
这一制度在保护工会骨干方面有着实质性的约束力，实际上让那些在谈判中代表工人积极争取的工会代表获得了合法保护。
与此同时，陈墨以助学、办报、慈善等名义，向一些进步组织输送了一批活动资金。款项以督军府专项拨款和商会捐赠等公开渠道分批次划拨，对外完全合规，对内则切实支持了对方在上海的活动运转。
舆论方面，陈墨控制下的各大报纸连续刊发了多篇报道，详细呈现了工人们在旧制度下的真实处境：童工在纱厂里站着睡着的照片、女工被工头辱骂殴打的证言、码头工人因工伤被直接辞退的记录。这些报道同时在多家中英文报纸上出现，让资方在舆论上完全处于被动。
曹昆从保定发来通电。这位直系大帅对陈墨的评价颇为微妙——他认为陈墨“手段不够强硬”。曹昆的观念里，工人闹事直接派兵镇压才是军阀该有的做法。但他在电报末尾也补了一句“你自己看着办”，算是默许了陈墨的做法。
西南方面，桂系和滇系的代表在得知江浙劳资谈判的详情之后，普遍认为陈墨是北方军阀中极少数具有爱国思想和进步倾向的实力派。
他们通过各自的渠道秘密派出联络人员前往上海，试图与陈墨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些来自南方的目光，比北方的通电极少引人注意，却在未来具有不容忽视的变数。
与此同时，陈墨的政治声望，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的学生联合会纷纷公开支持陈墨，称其为“军人楷模”。
各地进步知识分子在《新青年》《晨报副刊》等刊物上发表评论文章，认为陈墨此举“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军政关系——军队不再是镇压民众的工具，而是维护社会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