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保障”。

    而在江浙沪本地，工人、农民和普通市民对陈墨的拥护达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高度。

    苏州河的码头工人把印着“江浙劳工调解处”成立消息的报纸剪下来贴在工棚墙上；无锡的纱厂女工凑钱给督军府送了一面锦旗；杭州街头的茶馆里，说书人已经开始编唱陈督军为工人拍案而起的段子。

    这些也许只是寻常小事，但当它们汇聚起来时，就会形成一种比枪炮更稳固的统治根基。

    几天后，陈墨在督军府收到了一封没有落款的便函。便函上只有短短两行字——

    “先生以实心行实事，工人感戴，百姓信服。值此乱世，能于东南一隅保民安邦、扶正抑邪者，先生一人而已。前途漫漫，愿与先生共期来日。”

    陈墨看完便函，将其收进储物空间，没有说话，只是抬起头，窗外的黄浦江上正有一只新的货轮拉响汽笛驶过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