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以为，可责成户部、工部、市舶司、圣祖基金会，会同工商评议司，就此各项，拟定具体章程，先行试点。”

    赵玮认真听取了每一句话，不时提笔记录。

    他深知，这第一次议会，象征意义大于实质。

    它向天下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皇帝重视工商实利，愿意倾听非官员、非科举出身的实务人士的意见。

    这是“重民生”的深化，也是为“鼓励工商”的新政寻求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支持力量。

    “善。”

    赵玮最终拍板，“蒲寿庚所请信贷、海票之事，着圣祖基金会牵头，会同户部、市舶司，调研可行性，三个月内呈报方案。

    沈万三所请标准、采办之事，由工部、工商评议司负责，制定《市廛公平交易则例》，下月议决。

    李公晦所请匠人激励之事，由工部、格物院商议，制定《考工记赏格》，尽快颁行。

    叶适、陈亮，卿等亦要将今日之议，融入此前草案，使之更臻完善。”

    他又转向史弥远等人：“史相、郑枢密，议会之议，虽为咨询，然其凝聚之共识、揭示之弊端，朕望政事堂能高度重视，加快相关新政条文的审议与推行力度。此乃‘绍统’之要务，亦不负圣祖遗泽。”

    “臣等遵旨！”史弥远、郑清之等人起身领命。

    他们明白，皇帝借助“议会”这个平台，既收集了信息，凝聚了部分共识，更巧妙地施加了压力，推动政事堂加快新政步伐。

    这是一种全新的君臣互动模式，虽未动摇根本，但已悄然改变了朝堂的空气。

    集贤殿议会，就这样在“咨询”的名义下，迈出了第一步。

    它像一座桥梁，开始尝试连接高高在上的皇权、传统的官僚体系，与日益崛起的工商业力量及技术精英。

    虽然距离真正的“君主立宪”尚有无比遥远的距离，但“咨政”的理念、“民意”的表达渠道，已被正式引入了帝国的最高决策过程。

    这粒种子，能否在古老帝国的土壤中生根发芽，还需看未来的风雨与耕耘。

    而赵玮，这位绍统帝，正小心翼翼地，却又坚定地，在这条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上探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