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阿土接过烟，老孙给他点上。他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审讯室苍白的光线中缓缓上升。他的手指还在轻微地抖——不是紧张，是长时间的海上航行使肌肉尚未完全恢复。他沉默了几秒，然后看着眼前的红光开了口。
“你们……有没有在水下藏东西？”
老孙嘴角微微一动，没有回答。
“我不是要问机密，”陈阿土赶紧补充，“我只是想知道……那个从我船底下滑过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在海上跑了三十年，见过最大的蓝鲸，见过翻覆的铁壳沉船，还见过海底冒泡的火山口，没见过那样的东西。那不是……不是活的。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活’。它是活的没错，但不是——”
他停住了，找不出一句准确的措辞。
老孙靠在椅背上，吐出一口烟雾，看着陈阿土的眼睛。那眼神里没有试探，没有审讯技巧，只有一个普通人对另一个普通人面对不可理解事物时的那种本能的共情。“土伯，你信神吗？”
陈阿土愣了一下。“我阿爸信妈祖，我阿母信观音，我……我什么都不太信。出海的人嘴上说信，心里其实都只信自己。”
“那你现在信了吗？”
陈阿土沉默了很久。烟雾在他面前升腾消散，审讯室墙上的挂钟秒针一格一格地跳。他终于把烟放在烟灰缸边上，抬起头。“我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真的。它在那里。那个东西不是什么幻觉，不是什么心理作用，它是真的。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它在东海底下？”
老孙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他把手伸进自己衣领里，掏出一条红绳。红绳下端系着一枚小小的青铜令牌，和陈阿土在泰山脚下民宿老板灶台上看到的那枚一样，只是尺寸更小，只有拇指指甲盖那么大。令牌上刻着一个小小的“夏”字。
“我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十一年，”老孙把令牌塞回衣领里，“见过很多不该我见到的东西。有人问我为什么干得这么踏实，我跟他们说——站岗。不是给单位站岗，是给这片海站岗。这片海底下有什么，我知道。但我不需要知道得太清楚。我只需要知道，我站在它前面，和它朝着同一个方向。”
陈阿土怔怔地看着老孙衣领里那枚消失的令牌，忽然觉得鼻子发酸。他不知道为什么发酸，也许是因为出海三十年，每一次经过东海都觉得脚下很空，而今天第一次觉得脚下很稳。有人在守。那些沉默的、不可名状的、庞然大物般的存在，和眼前这个抽烟的审讯员、民宿里那个擦铜牌的老头、街道上那个拍视频报案的退休大爷，站在同一条线上。
他把烟重新拿起来，猛吸了一口，然后用闽南语低声说了一句话。老孙没听懂，但觉得那语气像是在告诫。
台东，太麻里。
台东是宝岛最穷的几个县之一，太麻里是台东最偏僻的乡镇之一，沿着海岸线一条窄窄的公路，两侧是槟榔树和零星的民宿。一个头发花白的阿嬷坐在自家门口剥蒜，面前放着一个搪瓷盆，蒜皮撒了一地。她七十三岁，老伴死了二十年，儿子在台北工作不回来，女儿嫁到了新竹。
一辆邮差的摩托车在院门口停下来，邮差从帆布袋里掏出一个A4大小的牛皮纸信封，隔着栅栏喊：“陈李阿花，挂号信！”
阿嬷擦了擦手，慢悠悠站起来走到栅栏前接过信。她不识字，拿着信封翻来覆去地看，信封上的地址是手写的，墨迹很淡，寄件地址栏只有一个字——泰。
她撕开信封，里面滑出一张对折的便签纸。纸很便宜，是便利店卖的那种最普通的便签，上面用歪歪扭扭的繁体字写了一行字，笔迹生涩，像是几十年没写过钢笔字的人重新提笔写下的第一句话。
她把便签递给路过的邻居小孩，让孩子念给她听。
“人没事。”
阿嬷把便签翻过来，纸背黏着一小粒松针的碎末，已经枯黄卷曲。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只是把它小心翼翼地拂进掌心，走回屋里，放在菩萨像前的供盘里。然后她拿起手机拨了女儿的电话，刚拨三个键就看见来电显示上跳出了女儿的号码——女儿显然也是刚收到消息。电话接通，女儿在那头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阿爸没事”。阿嬷握着电话，靠在老旧的藤椅上，望着门外的太平洋，浑浊的老泪从深陷的眼窝里涌了出来。
她没有问信是谁寄的。有些事情，这个在台东海岸活了大半辈子的老阿嬷比所有情报分析员都更懂——有些信息的传递不需要来源，有些承诺的兑现不需要理由。
东海海底，沉没古城。
水晶球的转速在三小时内从每分钟十二转下降到了每分钟四转。玄武收回了所有外部监控，将球体内部设定为深潜休眠模式。古城最深处的黑暗中，石椁表面的裂缝又延伸了零点三毫米，那道幽蓝色的荧光在裂缝中明灭的节奏变得更加规律——每隔三十三秒闪一次，每次持续零点八秒，误差不超过千分之一秒。
三十三秒的周期，是这座古城地基岩石的共振频率。石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