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孙头没有说话。他把炒勺重新拿起来，翻了一下锅里的菜，灶火映在他脸上，把他的皱纹照得一道一道的。
鲁平双手按在公文包上，声音平静得像是博士生导师在推导一个数学定理，但他说的内容远不是什么数学定理。“孙师傅，我不是来找麻烦的。我不知道这座山上到底有什么，但我知道物理所的气辉光谱仪拍到过玉皇顶上方大气中存在羟基异常增高的放射谱线——那不是闪电能打出来的光谱。我也知道东海水文监测站的声呐数据里，每隔六七年就会出现一种极低频的、序列化的、带有固定节奏的水下声源。我们当年把它标记为‘不明深海大型生物’，但我们心里清楚，即便是蓝鲸的叫声也达不到那种声压级。我还知道国安局在泰山景区安插了至少三个外勤观察点，您是其中一个点的联络人。”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信封上只写了三个字——“非调办”。
“我们最近正在想办法把办公室重新组建起来，程序还在走，预算还没批。但我等不及了——大漂亮星的战略评估已经递到了五角大楼，如果我们自己不搞清楚，下一次来的就不是渗透特工，而是带着探测设备的大型侦察编队。”他站起身来，拎着公文包鞠了一躬，“孙师傅，我不是来套话的。我只问一个问题——山上那盏灯，是不是在等什么事情？”
这是个极聪明的问题。他没有问“山上有什么人”，没有问“那些雷光是不是某种武器”，他只问那盏灯是不是在等。这说明他已经从十几年的频谱数据和卫星光学影像里读出了某种节律——那盏灯明灭的频率，不是航标灯该有的频率，它的节奏在逐年加快，像是倒计时。
老孙头把炒好的菜倒进盘子里，熄了灶火。厨房里只余下油锅残余的滋啦声，热气蒸腾。他走到桌子前把鲁平放下的牛皮纸信封往前推回去。“这信封你收回去。你想上山，天亮以后走正门买票，从红门按正常游览路线上去。到了碧霞祠，找正殿门口扫地的小道士，就说是我让你来的。其他的，你自己看。”他把点心和信封一起推回鲁平面前。
鲁平没有再多问。他把信封收进公文包，微微欠了欠身，转身往外走。走到院门口时老孙头忽然叫住了他——“鲁同志，你是党员吗？”
鲁平停住脚步，回过身来。这个问题显然出乎他的意料，但他的回答没有半秒犹豫。“是。入党二十三年。”
“那就行。”老孙头把围裙解下来搭在灶台上，看着鲁平的眼睛，一字一停地说，“明天上山，什么都别带。手机、相机、录音笔，全留在山下。穿一双好走路的鞋。上山以后不管看到什么，先想想你的入党誓词——不是信不信的问题，是扛不扛得住的问题。”
鲁平沉默了很长时间。院墙外松涛翻涌，厨房里赤鳞鱼汤还在咕嘟咕嘟地冒着泡。他推了一下金丝边眼镜，没有回答，转身走出了院门。他的皮鞋踩在石板路上，脚步声不急不慢，和来时一样稳。
院里的茶客们已经散了，小高端着空盘子从厨房后门进来，把盘子放进水池里冲了几下，压低声音问老孙头：“孙叔，今天中午那人从北京来，直接亮国安机密文件——他到底什么来头？”
老孙头没有正面回答。他拿起那张写了“鲁平”两个字的便签，看了一眼，然后划了根火柴把便签点燃了。纸灰落在灶台上的搪瓷盘里，卷曲成一小撮焦黑的碎屑。“非调办。一个停了十几年的老部门，档案被压在地下室里。这个鲁平是当年最年轻的成员，自己掏钱买泰山高铁票坐夜车过来，瞒着单位，瞒着老婆，背着一书包沉甸甸的老资料，就想求证一件事——十几年前他们测到的那些数，到底是什么。”
他把烧碎的纸灰倒进垃圾桶，拿起灶台上的令牌，手指在“夏”字铭文上轻轻抚过。令牌没有发光，没有震动，温度正常——但他心里清楚，二十四年前老站长说“有些话能说，有些话得留着”，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到说的时机。现在东风已过，云开了又合，非调办自己找上门来，时机未必已经成熟——但大门至少在缓缓打开。
碧霞祠内院，午斋刚过。青云正蹲在天街石栏边上剥银杏果，手指甲掐进白果薄薄的外壳，一拧一掰，金黄色的果仁就跳出来落在碗里。
老孙头下午打电话来说“明天有客人上山”，让他照常扫地，不必特地招待。“看什么由山下自己带眼睛上来找，能看见多少算多少”。青云把电话挂了，继续剥银杏果。碗里的果仁攒了小半碗，他用井水冲了几遍，滤掉苦涩的种皮，再拌上一点冰糖，放进蒸笼里蒸。
银杏果蒸熟需要半个时辰。这半个时辰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