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前三天，泰山红门的老槐树下多了一块石头。不是谁搬来的，是它自己从土里冒出来的——准确地说，是地下的树根拱出来的。老槐树的根系在泥土深处生长了几十年，一年比一年粗壮，今年春分前终于把这块埋在土里不知多少年的青石板顶出了地面。青石板有一本书那么大，表面被泥土和苔藓覆盖着。冬月用水冲干净，石板的正面露出了密密麻麻的刻痕——不是字，是符号。是七千年前九华山石壁上那个“觉”字的原始版本。比九华山的更早，更粗糙，更原始。像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了很久，终于摸到了一块平整的石头，用手指在上面画下了第一个他认为“有意义”的图形。那个图形不是字，是光。是他某一天夜里在篝火旁闭上眼睛后，在眼皮内侧看到的那一团苍蓝色的、不断变化形状的、让他又害怕又着迷的光。他把光的形状刻在了石头上，石头埋在了泰山脚下，在老槐树的根系中沉睡了七千年。七千年后，树根把它拱了出来。因为树根感知到了地面的光——不是太阳的光，是茶苗叶片上苍蓝色的荧光。树根以为天亮了，它要出来看看。
春分当天，冬月在老槐树下摆了一张小桌，桌上铺了蓝印花布，布上放了那面铜锣，锣面上摆了三朵桃花。桃花是刚从树上摘的，花瓣上还带着露水。桌旁放了三把竹椅，一把给老孙头——空着，一把给冬月自己，一把给来客。来客是谁？冬月不知道。但他知道会有人来。春分，日夜均而寒暑平，阴阳和而万物生。这一天，远行的人会回头，沉睡的人会醒来，离开的人会回家。
春分当天清晨，青龙和椿美央从九华山出发，坐上了开往泰山的绿皮火车。椿美央背着一个帆布包，包里装着两包茶叶——一包是九华山去年秋天的满茶，一包是冬月今年惊蛰寄来的新茶。青龙手里提着一个竹篮，篮子里放着三个粗陶杯，杯底各有一圈洗不掉的茶渍。火车在晨雾中缓缓启动，穿过田野和村庄，穿过河流和山丘。椿美央靠在车窗边，看着窗外的油菜花田。油菜花开得正盛，金黄一片，从山脚一直铺到天边。她忽然想起去年春分，她还在东京的山口组总部，对着电脑屏幕上的共振网络拓扑图发呆。那时候她不知道泰山在哪里，不知道九华山在哪里，不知道老孙头是谁。一年后的春分，她坐在开往泰山的火车上，帆布包里装着两包自己种的茶，手心里有一个金灿灿的印记，心里有一个刻在骨头上的“觉”字。她不是同一个人了。她变成了另一个自己。这个自己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是茶苗一毫米一毫米长出来的，是种子一粒一粒发芽发出来的，是光球一天一天亮出来的，是老孙头一口一口茶喂出来的。老孙头不在了，但他喂的茶还在。茶在，他的味道就在。味道在，他就没有走远。
春分当天上午，火车到达泰山站。青龙和椿美央下了车，没有坐车，没有坐缆车，从山脚下一步一步往上走。椿美央穿着老孙头去年白露做的那双布鞋，鞋底磨薄了一层，但还结实。她走得很慢，不是因为累，是因为她想把这条路上的每一块石板、每一株树、每一片落叶都记住。老孙头走过这条路，走了七十年。她走一次，替他把路再走一遍。路不会老，路只会等人。等到了人，路就活了。
春分当天中午，冬月在老槐树下听到了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是两个人的。他没有起身，没有回头，只是把茶杯里的凉茶倒掉，重新沏了两杯热茶，放在桌子的另一边。青龙和椿美央走进院子的时候，冬月正坐在竹椅上，手里端着一杯茶，看着老槐树上的芽苞。他没有说“来了”，没有说“请坐”，没有说任何客套话。他只是把桌上的两杯茶往对面推了推。青龙坐下，椿美央坐下。三个人围着那张小桌，一人一杯茶。茶是新茶，惊蛰后第三天采的，冬月亲手炒的。茶汤是淡绿色的，汤面上升起三重光环——苍蓝色、淡金色、紫金色。三圈光环互相嵌套，缓缓旋转，在杯壁上反弹出极细极密的干涉图样。图样的形状是泰山，是九华山，是龙虎山，是所有有茶苗的山。所有的山都在同一个茶杯里，所有的茶都在同一圈光环中。
椿美央端起茶杯，没有喝，只是看着光环中心倒映出的老孙头的脸。不是他老了以后的脸，是他中年时的脸。四十出头，头发还黑着，背还直着，右腿还好着，站在茶园里，手里拿着一把锄头，对着镜头笑着。笑得很厚实，很温暖，很让人放心。椿美央对着那张脸说：“孙伯，我来了。从九华山来的。给你带了新茶，你尝尝。”她把杯中的茶喝了一半，把剩下的一半洒在了老槐树的根下。茶汤渗进泥土，渗进树根，渗进那块青石板的刻痕中。青石板上的符号在茶汤的滋润下发出了淡淡的苍蓝色的光。光不强，但够亮。亮到让冬月看清了那些刻痕中隐藏的一个细节——在最底部，在一堆杂乱的线条中，有一个被反复描摹了很多遍的、比其他符号都深的、笔画工整的“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