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当天傍晚，椿美央在九华山收到了冬月寄来的明信片。明信片的正面是泰山玉皇顶的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几行字：“椿美央，青龙，今年的新茶我炒好了。用的是谷雨前最后一批嫩芽，叶片比惊蛰时的厚，茶汤比惊蛰时的浓。我给你们各留了半斤，放在老孙头的陶罐里。你们什么时候来泰山，什么时候喝。不来，我就替你们喝。喝完了，明年再种。树在，茶就在。茶在，人就在。人不在，茶也在。等你们来了，茶还在。不凉，热的。我给你们热着。——冬月。”椿美央把明信片翻过来，看着玉皇顶的照片。照片里，玉皇顶的石栏上坐着一个人，背对着镜头，穿着亚麻衬衫。是青龙。他什么时候去的泰山？她不知道。她只看到他的背影，孤单地坐在玉皇顶的边缘，脚下是万丈深渊，头顶是无尽的蓝天。蓝天上没有云，没有鸟，没有任何会动的东西。只有风。风把青龙的衬衫吹得鼓了起来，像一面帆。帆没有方向，风往哪吹，帆就往哪飘。飘到哪里算哪里，飘到什么时候算什么。但帆知道，海很大，但岸总会到的。到了岸，就抛锚。抛了锚，就上岸。上了岸，就有茶喝。茶是热的，人是暖的，天是蓝的，地是绿的，心是静的。
清明第二天，青龙从泰山回到了九华山。他没有坐火车，是走回来的。从泰安到池州，一千多公里，他走了十一天。不是因为他走得慢，是因为他每经过一座山，都要停下来，把手贴在山体上，感受山的共振。泰山的共振是438赫兹，比九华山的432赫兹高6赫兹。蒙山的共振是436赫兹，比泰山低2赫兹。鲁山的共振是435赫兹，比蒙山低1赫兹。沂山的共振是434赫兹，比鲁山低1赫兹。从泰山到九华山，一千多公里的地脉，每经过一座山，频率就降低一点，像一段下行音阶。每一个音符都是一座山，每一座山都有一个声音，每一个声音都在说同一句话——“在。”声音不同，调子不同，口音不同，但意思一样。就像不同地方的人说“你好”，口音千差万别，但你听得懂。山的话，人听不懂，但心听得懂。心不需要翻译，心本身就是语言。
清明第三天，椿美央在九华山的石壁前遇到了一个不认识的人。那人是个年轻姑娘，二十出头，穿着一件白色的卫衣，牛仔裤，帆布鞋，手里提着一个帆布包。她从山下一步一步走上来，走到石壁前，站在椿美央身边，也不说话，就那么站着，看着石壁上的“觉”字。站了大约五分钟，她转过头，对椿美央说：“请问，这里可以种茶吗？”椿美央看着她，没有回答，反问：“你是谁？从哪里来？”姑娘说：“我叫赵小麦，黑龙江人。赵小禾是我姐。她走了，我想替她守着节点。我在南极没守够，想再守一次。”椿美央的眼眶一下子红了。赵小禾，在南极麦克默多站倒下的那个二十五岁的姑娘，手贴在节点上，身体冻成了冰雕。她的妹妹来了，从黑龙江到九华山，几千公里的路，没有火车，没有飞机，是一路搭车来的。她背包里没有换洗衣服，没有洗漱用品，只有一包赵小禾生前最爱喝的茶——不是龙虎山的，不是泰山的，是东北的刺五加茶。刺五加不是茶，是一种灌木的叶子，晒干了泡水喝，有一股淡淡的药香。赵小禾小时候咳嗽，她妈就给她泡刺五加茶，喝了就不咳了。她长大后还是喝这个茶，不是咳嗽，是想家。想家了，就喝一杯。喝着喝着，就不香了。不是不想了，是想开了。想开了，就不想了。
椿美央没有说话，从藏经楼里拿出一把锄头，递给赵小麦。“种吧。种在哪都行。九华山的土，种啥活啥。”赵小麦接过锄头，在石壁前的空地上挖了一个坑。她挖得很慢，每一锄都挖得深深的，把土翻起来，用手把土块捏碎，把碎石拣出来，放在一边。挖了大约半个小时，坑挖好了。她从帆布包里掏出那包刺五加茶，拆开，把茶叶撒在坑底。不是种茶，是种茶叶。晒干的、没有生命的茶叶。但她相信茶叶会活。不是复活，是从一种存在形式变成另一种。变成养分，变成泥土，变成茶苗根部的肥料。肥料被根系吸收，输送到叶片，叶片的叶尖凝出一滴露水。露水被风吹走，落在另一株茶苗的根部，被另一条根吸收。赵小禾的生命通过刺五加茶进入了九华山的土壤，通过土壤进入了茶苗的根系，通过根系进入了叶片，通过叶片进入了露水，通过露水进入了风，通过风进入了每一个在石壁前驻足的人的呼吸。呼吸里有赵小禾，有老孙头，有七千年前刻字的那个人，有所有在这片土地上活过、爱过、种过茶、唱过歌、把一粒种子从一处地方带到另一处地方的人。所有的人都在同一口气里。呼出去，吸进来。吸进来，呼出去。不会丢，不会忘，不会断。
赵小麦把坑填上，用手把土拍实，站起来，退后三步，对着那块新翻的泥土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她转过身，对椿美央说：“我能在藏经楼住吗？我会扫地，会烧水，会做饭。不会的我可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