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云回复得很快：“下午四点半。”
“我去接你。”
“好。”
两个字。就两个字。但曾小凡看着这两个字看了很久，嘴角的弧度怎么都压不下去。
上午九点，加密通讯软件上终于出现了一个红色的“1”。
王秀兰回复了。
消息很长，比曾小凡发给她的那一条长了整整三倍。她用词很谨慎，没有任何可以被解读为“承认丈夫涉案”的表述。整条消息读下来，更像是一个困惑的、无助的、被卷入了一场她完全无法理解的漩涡中的女人，在向一个陌生人倾诉她的恐惧。
“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和我女儿的信息。你没有说威胁的话，但你的消息本身就是一个威胁。我现在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总担心有人会敲门，会把我女儿带走。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好，不想被打扰。你说的事情我不是很清楚，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我丈夫做的那些事，我不知情。我们在澳大利亚的生活费用，是我在这边打工赚的，不是我丈夫给的。他每个月只给我们寄很少的生活费，大部分时间他都不和我们联系。他不是一个坏人，他只是一个很胆小的人。他做那些事的时候，可能也很害怕。你说‘等待是有期限的’，我不太明白你在暗示什么。但我希望你知道，不管我丈夫做错了什么，我和我女儿是无辜的。请不要打扰我们的生活。”
曾小凡把这条消息翻来覆去地读了好几遍。
读第一遍的时候，他感受到的是一个母亲的恐惧——那种为了保护孩子可以不顾一切的、原始的、几乎是本能的力量。王秀兰不在乎孙德茂案，不在乎什么慈善基金会的黑幕，不在乎谁对谁错。她在乎的只有一件事——她的女儿能不能安全地、平静地长大。
读第二遍的时候，他注意到了一些细节。“我们在这边的生活费用，是我在这边打工赚的，不是我丈夫给的”——这句话是在撇清马建民的资金来源，暗示他不知道或不愿意接受马建民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钱财。这可能是真话，也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说辞，为的是在万一被调查的时候证明自己“不知情”。
“他不是一个坏人，他只是一个很胆小的人”——这句话里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不是纯粹的辩护，也不是纯粹的责备。更像是一个和丈夫生活了多年的女人，在试图用一种她不习惯使用的方式去分析自己的丈夫。她看到的马建民，不是外人眼中的“孙德茂案关键人物”，不是一个能操控百万资金的基金会高管，而是一个“很胆小的人”。
胆小的人不会主动作恶，但胆小的人会在压力下选择顺从——顺从更强的力量，顺从更大的利益，顺从那些“如果不做就会有大麻烦”的威胁。马建民可能就是这种人。
曾小凡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来斟酌自己的回复。
他删掉了所有可能被理解为威胁的措辞，删掉了所有关于“自首”“法律”“惩罚”的字眼。他只用了一种语言——同理心。
“王女士，谢谢您的回复。我理解您的恐惧，也理解您不想被打扰的心情。如果我站在您的位置上，我也会有同样的反应。我再次向您保证，我不会把您和您女儿的信息告诉任何人。我写那条消息的目的，不是要威胁您，而是想告诉您一个您丈夫可能没有告诉您的事实——孙德茂案已经在调查中，马建民先生是这个案子的关键人物。无论他是否主动站出来，调查组最终都会找到他。到那个时候，他被找到的方式和他主动出现的方式，在法律上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价。这关系到他的自由，也关系到他和家人团聚的时间。我只是希望您能把这些话转告给他。选择权在你们手里。我不会再打扰您。”
消息发出之后，曾小凡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
他觉得自己像在走钢丝。走得太快会掉下去，走得太慢也会掉下去。两边都是深渊，只有脚下的那根细细的钢丝是唯一的路。他不能强迫王秀兰做任何事，不能让她觉得自己被操控、被利用、被当作一颗棋子。他必须让她相信——她做这个选择，是为了她的丈夫和女儿，不是为了曾小凡，不是为了方晴，不是为了任何外人。
下午，白百合来电话。
“明天晚上的腾跃地产答谢宴，你陪我参加。”
曾小凡皱起了眉头。“孙少杰举办的？”
“对。腾跃地产的年度答谢宴，邀请了很多合作方和潜在的合作伙伴。我之前推了几次，这次不太好再推了。毕竟城东的项目还在合作期，需要维持表面的融洽。”
“您担心什么？”
“我不担心自己。我担心你。”白百合的声音有些凝重，“孙少杰最近的动作你也看到了，他明显对你有兴趣。我不知道这种‘兴趣’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我不想让你在他不熟悉的场合单独面对他。和我一起去，至少有我在场，他不敢太过分。”
“白总，您这是在保护我？”
“我在保护我的合伙人。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