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方晴打来电话，语气比昨天沉稳了许多，像是已经从孙德茂落网的短暂激动中平复了下来，重新找回了那种手术刀般的冷静和精准。“孙德茂已经被押解回本市了，目前在指定地点接受审讯。我的人打听到，审讯是由专项调查组和警方联合进行的，级别很高，规格也很高，省里直接派了人下来全程监督。”
“他的律师呢？”
“他的律师来了，但在审讯初期，律师不能在场。这是刑事案件的正常程序。”方晴顿了一下，“不过孙德茂到目前为止，一句话都没有说。他行使了沉默权。”
沉默权。曾小凡咀嚼着这三个字。孙德茂不是不懂法的普通人，他当过副市长，对法律程序的了解比大多数人都要透彻。他保持沉默，不是在等律师，不是在害怕说错话，而是在等一个信号——来自他背后那些人的信号。
“他会开口的。”曾小凡说。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表态。他在告诉背后的人——我不会出卖你们，你们也要保住我。这是一场博弈，他赌的是那些人需要他活着、需要他闭嘴。但如果那些人觉得他活着比死了更危险，那他保持沉默也没有用。他必须开口，用他掌握的秘密去换取活命的机会。”
方晴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轻轻笑了一声，那笑声里没有什么温度，更像是一种苦涩的认同。“你分析得比我透彻。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找你合作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之一。”
“别急着下定论。等这个案子彻底结束了，你再夸我也不迟。”
“好，那就等结束了再夸。”
挂断电话后，曾小凡走进厨房，给自己煮了一碗白粥。米是谢飞艳冰箱里翻出来的，东北大米，颗粒饱满圆润，煮出来粥体浓稠，表面结着一层厚厚的米油，用勺子搅动的时候能感觉到那种沉甸甸的阻力。他配了一小碟榨菜，坐在餐桌前慢慢地吃着。粥很烫，他吹一口喝一口，每一口都从喉咙暖到胃里，像有一条温热的线从口腔一直延伸到腹腔的最深处。
这是他这些天来吃到的最安心的食物。
不是因为它有多美味，而是因为它足够朴素、足够日常、足够“正常”。在这个一切都变得不正常的时间段里，一碗白粥的“正常”成了他最大的慰藉。他看着碗里乳白色的粥体，忽然想起小时候生病时老妈煮的白粥。她会在粥里加一小块姜，说是驱寒，还会把粥煮得比平时更稠一些，用勺子一勺一勺地喂他。那时候他觉得生病是一件幸福的事，因为可以吃到妈妈煮的粥，可以不用上学躺在被窝里看一整天的动画片。现在他知道了，那不是生病的幸福，那是被爱的幸福。
周三，事情出现了一个谁都没有预料到的转折。
孙德茂开口了。但他说的话，让所有人都沉默了。
方晴在电话中转述这个消息的时候，声音里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沉重，像是一个人背着一座山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终于可以停下来喘口气，却发现前方还有更高的山在等着她。“孙德茂交代了基金会的资金运作模式，交代了空壳公司的设立过程，交代了部分‘特殊转移’资助对象的去向。但他坚持说——林小雨的死和他无关。”
“他说是一个手下的人擅自行事，他事后才知道。他说他当时非常愤怒，把那个人开除了，但事情已经发生了，他也没有办法挽回。至于方晓——他说方晓是自愿留在康复中心的，因为她‘精神状态不好，需要长期治疗’。那些药物的注射，他说是‘正常的医疗行为’，不是非法控制。”
曾小凡握着手机的手指收紧了。荒谬。太荒谬了。一个亲手搭建了庞大利益网络的人，一个把慈善资金当作私人提款机的人，一个用权力和金钱编织了一张紧密的网把无数无辜者困在其中的人，现在站在审讯室里，把自己洗成了“不知情的领导者”和“善后无力的管理者”。他不知道手下的人在做什么，他不知道那些资金去了哪里，他不知道那些女孩为什么会失踪。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一个被蒙在鼓里的、可怜的、被下属背叛的退休老人。
“审讯的人信了吗？”曾小凡问。
“当然不会全信。但问题是——孙德茂把所有的具体操作都推给了那个已经被他‘开除’的手下。那个人叫马建民，曾是德茂爱心基金会的运营总监，负责基金会的日常运作和资助对象的筛选、安排。孙德茂说，所有的‘特殊转移’都是马建民一手操办的，他只是事后签字确认。他甚至拿出了马建民签过字的一些内部文件作为证据，证明马建民在这些事情上有独立的决策权。”
“马建民现在在哪里？”
“失踪了。林小雨出事之后就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孙德茂说他把他开除了，给了一笔遣散费，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曾小凡闭上眼睛。
完美的替罪羊。
一个已经消失的人，所有的罪名都可以推到他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