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他不想走。是账本把他按在了椅子上。
早上七点四十分，他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三份财务报表——一份是三叉戟的，一份是夫人带来的，还有一份是法务部克莱尔连夜从瑞士、迪拜和巴黎调来的资产证明。
咖啡已经换了第三杯，第一杯凉透了被倒掉，第二杯喝了一半忘了味道，第三杯正放在右手边，热气在晨光中袅袅升起。
窗外的几内亚湾在初升的阳光下像一块被揉皱的锡纸，灰白色的波纹层层叠叠，没有尽头。
林肯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新的报告。他的锅盖头又剃过了，青白的头皮在日光灯下反着光。
他的右腿今天好些了，走路的时候没有明显的拖曳，但左手里还是习惯性地攥着一个文件夹，用那个重量来平衡身体。
“瑞克，夫人的会计到了。”
“让她进来。”
林肯犹豫了一下。“不是她。是他们。三个。”
林锐把咖啡杯往旁边推了推，腾出一块干净的地方。将岸坐在对面，已经把那台电脑打开了，屏幕上是一个空白的Excel表格，光标在A1格子里一闪一闪的。
将岸今天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衬衫，袖口卷到手肘，领口没有系扣子。墨镜放在电脑旁边，那只灰白色的左眼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安静。
门开了。夫人走进来的时候，身后跟着两男一女。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法国人，穿着深蓝色的西装，领带是红色的，夹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
他叫杜兰德，将岸查过他的底细——巴黎第二大学金融学教授，曾在法国财政部任职，退休后给非洲几个国家的政府做过财政顾问。
他的眼睛很小，很亮，藏在金丝边眼镜后面，像两颗被擦过的铜纽扣。他走进来的时候没有东张西望，目光直接落在林锐桌上那三份财务报表上。
跟在杜兰德后面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黑人女性，穿着白色的衬衫和黑色的窄裙，头发编成细密的辫子盘在脑后。
她的手里没有公文包，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打开的Excel表格，密密麻麻的数字在灰色的格子里像一群被关在笼子里的蚂蚁。她走路的时候下巴微微抬起，嘴唇抿着，像是一个随时准备辩论的人。
最后面是一个年轻人，阿拉伯人，穿着灰色的休闲西装，没有打领带。他手里什么也没拿，但眼睛一直在看——看天花板上的烟雾探测器，看墙角里的摄像头，看林锐桌上的文件摆放的角度，看将岸的电脑屏幕上那个空白的Excel表格。
他大概二十五六岁，眼神却老得像五十岁。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他的手指在西装裤的侧缝上轻轻地弹着，像是在弹一首只有他自己能听到的曲子。
夫人今天换了一身黑色的西装裙，头发盘起来，露出脖子上的金项链和那枚月牙形的银片。她的耳朵上换了一对珍珠耳钉，小小的，在日光灯下泛着柔和的、乳白色的光。她走到办公桌前，没有坐下，而是转过身，面对着那三个人。
她的手指在桌沿上轻轻划了一下，像是在确认桌面的质感，然后收了回去。
“杜兰德先生，我的财务顾问。”她的手指向那个法国人。“阿米娜塔·迪亚洛，我的会计师。”手指向那个黑人女性。“卡里姆·本·易卜拉欣，我的律师。”
她停顿了一下。那个停顿很短，但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它的重量。她在给那三个人时间，让林锐把他们看清楚，也让林锐知道——她不是一个人来的。她带来了她的脑子、她的算盘和她的盾牌。
“他们今天代表我。我本人——只带眼睛和耳朵。”
林锐看着那三个人。他的目光从杜兰德移到阿米娜塔，从阿米娜塔移到卡里姆，在卡里姆身上多停留了一秒。
那个年轻人正看着桌上的文件，但他看的不是文件的内容，是文件的角度、位置和摆放方式。他在判断哪些文件是林锐故意放在面上的，哪些是林锐随手丢在那里的，哪些是林锐不想让人看到的。
“坐。”林锐说。
三个人坐下了。杜兰德把公文包放在膝盖上，没有打开。阿米娜塔把笔记本电脑放在桌上，屏幕朝自己，手指搭在键盘上但没有敲击。卡里姆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小腹前，目光从桌上的文件移到了林锐的脸上，然后停在了那里。
夫人站在窗边，背对着所有人，看着窗外的几内亚湾。她的背影很直，双手垂在身侧，手指微微张开。她没有回头，但所有人都知道她在听。
将岸从隔壁办公室走过来，手里拿着那台电脑。他把电脑放在桌上，打开，屏幕上是一份三叉戟的估值报告。
他坐在林锐旁边，把墨镜摘下来，放在电脑旁边。那只灰白色的左眼暴露在日光灯下，浑浊的瞳孔在光线中变成了一种奇怪的、半透明的颜色，像一块被磨薄了的玉石。
杜兰德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打开，取出一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