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她不想去了。是她的膝盖终于不再听她的话。去年秋天从那辆越野车上下来的时候，右膝发出一声她从未听过的、不是疼痛而是某种更接近于断裂的声音。不是骨头断裂，是时间在她关节里的沉积终于超过了某个阈值。她在旅馆床上躺了两天，等膝盖消肿，然后把车开回了镇子，还了车，坐飞机回到南方。飞机上她把右腿伸直，脚尖抵在前排座椅下方的金属横杆上。横杆的温度和所有金属一样凉，她没有把手背贴上去。
那一年冬天，她院子里的栀子花没有开。不是季节不对，栀子花本来就是夏天开的。是那棵种了二十二年的栀子花在这个冬天枯死了一半的枝条。南方的冬天很少冷到能冻死栀子花，但那一年冬天格外冷，她膝盖疼得下不了床去给花覆上稻草保温。春天来的时候，枯枝上没有发出新芽。剩下的那一半枝条勉强活着，叶片很小，边缘卷曲，像一个人蜷缩着身体抵御寒冷。她把枯枝剪掉，剪刀在旧枝条上留下的切口很整齐，露出里面淡绿色的木质部，在空气里慢慢氧化成浅褐色。她把剪下来的枯枝堆在墙角，没有扔掉。
春天快结束的时候，她收到了一封信。信是刘的女儿寄来的。刘在两年前去世了，女儿整理遗物时在一个铁皮盒子里发现了这封信。信封上写着周婉的名字和她在南方小城的地址，贴着一张很老的邮票，邮戳是十二年前的。信没有封口。她抽出信纸，刘的字迹比她记忆中更小更密，像是在写下这些字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想把所有的话都挤进这张纸里。
信里只有两段话。第一段是一串数字，纬度和经度，精确到秒。数字下面画着一个简单的地形示意，一条山脉的脊线，一个冰川末端的冰碛台地，一个用叉号标出的点。那是安第斯山脉。第七节点的位置。第二段话是：“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那天在井道口，你抱着盒子往上走，他往下走。你们擦肩而过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你一眼。不是看你，是看盒子。不是看盒子，是看盒子里的东西。不是看盒子里的东西，是看盒子曾经装过的东西曾经被谁的手触摸过。我看不懂那个眼神。后来我想了很多年。现在我懂了。那不是回头看。那是把那一刻的温度带下去。地心太冷了，他需要那个温度。他选择你的手。”
周婉把信纸折起来，放回信封里。她的手很稳。这些年她的手一直很稳，除了膝盖和左眼，她的身体比同龄人好得多。医生说她活到一百岁没问题。她把信封放进书桌抽屉里，和其他一些东西放在一起。一张戈壁滩的卫星照片，边缘已经发黄。一块花岗岩碎片，断面上的石英晶体在灯光下折射出极淡的光。一张她在设施医疗区手背上扎着输液管的照片，是当时一个她不认识的研究员拍的，后来辗转寄给了她。照片上她瘦得颧骨从皮肤下顶出来，但眼睛很亮。她记得那双眼睛看着的方向，病房门口，李维推门进来的那个瞬间。
春天结束的时候，她做了一个决定。不是放弃戈壁。是换一种方式去。
她托人在镇子上找了一个年轻的司机。司机是个二十多岁的当地姑娘，开一辆比她原来那辆更结实的越野车，熟悉戈壁滩上每一道车辙和每一处流沙。她们在初夏的一个清晨出发。姑娘把车开得很稳，比她开得稳，过坎的时候几乎感觉不到颠簸。她坐在副驾驶座上，右腿伸直，脚尖抵在手套箱下方的塑料面板上。塑料面板的温度和车厢里一样，二十六度，空调设定的温度。她没有把手背贴上去。她把手背贴在车窗玻璃上。玻璃被戈壁滩的晨光照得微温，温度不太高也不太凉。和她的体温差不多。和那个温度不一样，那个温度是三十六度五，精确的，不多不少。车窗玻璃的温度是三十度，三十一度，随着阳光的角度变化。她把手背贴在玻璃上，感觉到的是玻璃的温度，不是那个温度的轮廓。
但她不急。
车到了。姑娘把车停在那个微微隆起的鼓包旁边，熄了引擎，问她是这里吗。她点点头。姑娘帮她打开车门，想扶她下车。她摆了摆手，自己扶着车门框慢慢把右腿挪到地面上。膝盖在承重的瞬间还是疼了一下，她站住，等那阵疼过去。戈壁滩初夏的风吹过来，带着骆驼刺新开的小黄花的微苦气味。今年的骆驼刺开得比往年都好，可能是去年冬天雪下得多了一些。她慢慢走到那个隆起旁边。
隆起比去年又高了一点。大概一粒沙的厚度。她跪不下来了。右膝不允许她跪在沙砾上。她站着，低头看着那个微微鼓起的、直径大约一米的圆弧。三十多年了。她第一次来的时候五十三岁，还能跪下来用手掌贴紧地面。现在她九十一岁，站着，手里拄着一根镇上买的竹杖，杖尖陷进沙砾里，留下一个浅浅的圆坑。她弯腰，腰还行，把手掌贴在隆起最高处。
温度三十六度五。
她的心跳在这几年里又慢了一些。五十九次。去年还是六十次的。今年变成五十九次了。不是病变，心电图仍然干净得像一个三十岁的人，心肌收缩力在同龄人中仍然是前百分之十，冠状动脉内壁光滑得没有一丝斑块。但心率就是慢下来了。五十九次。比那个频率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