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定军把书合上，握在手里。“这个人情不小。”
“吉拉尔迪说，这不是人情，是诚意。”小乔治说，“他想要盛京细布和玻璃在米兰的独家代理权，这些书算是他提前表示诚意。”
卡洛曼从船上下来时，正听见这句话。他走到杨保禄面前，把一封吉拉尔迪的亲笔信递过去。“吉拉尔迪是个老狐狸，但他有一点好——他知道长远买卖比一次赚多少更重要。这些书是他压箱底的东西，肯拿出来，说明他是真想把这条商路做长久。”
杨保禄把信收好。“你这次辛苦了。”
卡洛曼笑了笑。他的笑容比出发前多了几分疲惫，但精神头不差。“我在盛京住了四年，该出一份力。”
最后从船上下来的，是一个杨定军没见过的人。
三十出头的年纪，中等身材，肩膀宽厚，手臂上肌肉结实，一看就是常年在高温和体力活里泡出来的。他的头发是深棕色的，卷曲着贴在额头上，脸上被炉火烤得泛红，手指粗糙，指腹上有几处烫伤的旧疤痕。他穿着一件灰扑扑的短袍，背上背着一个用麻布裹得严严实实的长条形包袱，站在码头上，眼神有些警惕，又有些好奇，打量着这个他从未到过的地方。
“这位是朱塞佩。”小乔治介绍道，“米兰的玻璃工匠。”
朱塞佩朝杨保禄和杨定军点了点头，用意大利语说了一句话。卡洛曼翻译道：“他说，感谢收留。”
杨保禄看向小乔治。小乔治把朱塞佩的来历说了一遍。他在米兰的时候，吉拉尔迪带他参观了几个工坊，朱塞佩是其中一个玻璃工坊的匠人。手艺好，能独立配料，能吹制，能冷加工，但他待的那个工坊去年换了东家，新东家压工钱，朱塞佩干了半年实在干不下去了。听说盛京的玻璃工坊要人，工钱公道，他愿意来。
“米兰的玻璃行会不拦着？”杨保禄问。
“拦。”卡洛曼说，“威尼斯的玻璃行会管得更严，匠人私自外逃，抓回去要剁手。米兰的松一些，但也有限。朱塞佩是趁着夜里走的，工坊的东家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吉拉尔迪帮忙打了掩护。”
杨保禄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他没有多说什么。盛京这些年收留过不少人——弗里茨是二十多年前从科隆来的，汉斯是萨克森逃荒过来的，卢卡是巴塞尔一个木匠的儿子，学不到手艺自己跑来的。来盛京的人，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难处。盛京不问这些，只要来了，肯干活，就是盛京的人。
“先安顿下来。”杨保禄说，“住的地方让人安排。工坊的事，明天再说。”
朱塞佩被安排在工坊区边上的一间木屋里。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净，有床，有桌，有灶台。杨保禄让人送来了一床新棉被、一套陶碗陶盘、一袋麦粉、一块熏肉、一罐盐。朱塞佩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看过去，蹲在灶台前面，沉默了很久。卡洛曼后来告诉杨保禄，朱塞佩在米兰的工坊里干了十二年，东家从来没给他置办过一套像样的碗盘。
第二天一早，杨定军去了玻璃工坊。
朱塞佩已经在那里了。他站在工坊门口，没有进去，只是站在那里看着。盛京的玻璃工坊比米兰的小得多，只有一座炉子，两个助手，一个学徒。炉子是用耐火土砌的，坩埚是盛京铁匠坊自己打的铁坩埚，跟米兰用的陶土坩埚不一样。工坊的角落里堆着石英砂、石灰石和草木灰——盛京自己做钾碱，所以熔制玻璃用的助熔剂是自己产的钾碱，不是意大利常用的钠碱。这些原料、设备、配方，跟朱塞佩在米兰用了十几年的都不一样。
他站在门口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走进工坊，蹲在炉子前面，伸手摸了摸炉壁的耐火土。摸完，他站起来，走到原料堆旁边，捏了一撮石英砂在手指间捻了捻，又闻了闻钾碱的气味。
杨定军站在门口，没有说话。他在等朱塞佩看完。
朱塞佩看完原料，走到坩埚旁边，往里看了看。坩埚里还有昨天剩下的玻璃液，冷却了一夜，表面凝固成了一层灰绿色的硬壳。他看了那层硬壳的颜色，眉头皱了一下。
“铁。”他用刚学的一个德语词说，指了指坩埚。
杨定军点了点头。铁坩埚在高温下会有微量铁元素溶入玻璃液，导致玻璃带上灰绿色。盛京产的玻璃器皿一直有这个毛病——不够透，总带着一层淡淡的绿灰底子。杨定军知道问题出在坩埚上，但陶土坩埚的配方他没有，父亲也不记得。用了几年的铁坩埚，慢慢也就习惯了。
朱塞佩把他的长条形包袱打开。里面是一套吹制工具：几根长短不一的吹管，铁制的，管身细长，吹嘴处磨得光滑发亮；几把剪刀，几块湿木板，还有一个小陶罐。他拧开陶罐的盖子，倒出一些深蓝色的粉末在掌心里，伸给杨定军看。
钴蓝料。
杨定军接过来，借着窗户的光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