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账册，杨定军会去瓦尔德堡走一趟。安远和老宋把那里管得有条有理。七户佃农的租子收了，账目清清楚楚。新开了一块坡地种大豆，排水沟又延长了一段。老汉斯家的鸡群从去年的十几只变成了二十几只，他在屋后围了一个鸡圈，用树枝扎的篱笆。杨定军在瓦尔德堡待半天，看一圈，然后骑马回盛京。
有一回他在瓦尔德堡看见安远蹲在老汉斯的鸡圈旁边，两个人不知道在说什么。安远的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着什么，老汉斯蹲在旁边，一边看一边点头。杨定军没有走过去。他站在老橡树底下看了一会儿，然后翻身上马，走了。
除夕那天，盛京从早上就开始忙。
诺力别带着几个女眷在厨房里忙了一整天，灶台上的锅从早到晚没凉过。蒸馒头，炖羊肉，炸面果子，煮饺子。饺子是杨家传统的吃食，杨亮在世时每年除夕都要包。面皮擀得薄薄的，馅是羊肉白菜，包成一个个小元宝的形状。杨亮手巧，包的饺子一个个立得住，摆在盖帘上整整齐齐。珊珊也会包，诺力别也会，玛蒂尔达是嫁过来以后学的，包得慢，但形状不差。杨宁也凑在桌边，抓了一块面皮，用手指戳了一个洞，套在手指上举起来给大家看。诺力别把那个面皮从她手指上取下来，重新擀平，手把手教她包了一个歪歪扭扭的饺子。
天快黑的时候，杨保禄把盛京各处巡视了一遍。工坊区的水车停了，纺车停了，铁匠坊的炉子封了。码头边的货船系着缆绳，船工们领了过年的肉和面，各自回了家。城墙上值夜的远瞳队员还在岗位上，杨定山排的班，除夕夜值夜的人多加一份肉和酒。杨保禄走上城墙，跟值夜的队员挨个说了几句话，然后下来，沿着石板路往回走。
盛京的街道上家家户户都亮着灯。窗户里透出暖黄的光，映在雪地上。有孩子在街上跑，手里举着油灯，灯影在地上乱晃。有人家在院子里烧柏树枝，青烟升起来，带着一股清苦的香味。
藏书楼里，杨定军点了一盏灯。
他坐在父亲的书房里，面前是那口樟木箱子。箱子里的五十六本笔记和《杨氏技术纪要》安安静静地躺着。他把箱子打开，拿出最上面那本宗谱。宗谱的最后一页是杨亮的名字，杨定军亲手写的，生卒年份，简要事迹。
他把宗谱翻到前面。第一页是杨亮自己的记录，穿越时的年龄，穿越后的年份，一家五口的名字。杨亮，珊珊，杨保禄，杨定军，杨小雨。杨小雨的名字下面只有一行字，生于穿越前，卒于穿越后第三年，葬于阿勒河谷北坡。她是杨定军的姐姐，死在刚到这片河谷的第三年。那时候盛京还是一片荒地，没有草药，没有大夫。杨亮把她埋在北坡上，堆了一个土坟，立了一块木板。后来木板朽了，换成了石碑。石碑上只刻了名字。
杨定军的手指在杨小雨的名字上停了一下。他对姐姐的记忆很少。只记得她头发很长，扎成两条辫子，会把自己的麦饼掰一半给他。别的不记得了。
他把宗谱翻过去。杨保禄，诺力别，杨安远。杨定军，玛蒂尔达，杨宁，杨安。杨定山，义子。每一个名字都是父亲活着的时候写上去的。杨安的名字是父亲写的最后一行字。
门外传来脚步声。杨保禄推门进来，手里提着一壶酒和两只陶碗。他的棉袍上落着雪花，胡须剃得干干净净的下巴上又冒出了一层青青的胡茬。距离腊月初六剃胡子，已经过去二十多天了。
“就知道你在这儿。”杨保禄把酒壶和碗放在桌上。
杨定军把宗谱合上，放回箱子里。杨保禄在父亲常坐的那把旧椅子上坐下，把两只碗倒满。酒是盛京自己酿的粮食酒，用阿勒河的水和本地的麦子，度数不高，入口微甜。守孝期间滴酒不沾，这是三个月来兄弟俩第一次端起酒碗。
杨保禄端起碗，喝了一口，把碗放下。窗外传来孩子们的笑闹声，远处烧柏枝的烟味飘进来，混着雪的气息。
“爹要是还在，这会儿该坐在那把椅子上，看咱俩喝酒。”杨保禄说。
杨定军端起碗，抿了一口。
“他每年除夕都坐在这儿，让我和你坐对面。他酒量不行，喝一碗就上脸，脸红了还喝。娘说他，他就笑，说一年就这一回。”
杨定军记得。父亲喝醉了话多，会讲他来的那个世界的事。讲那里的除夕夜，一家人围在桌子旁边包饺子看电视。他和大哥听不懂什么叫电视，但父亲讲的时候脸上有一种他们从没在别的时候见过的表情。不是高兴，也不是难过，是另一种东西。后来他长大了才明白，那是一个人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时，把记忆翻出来反复摩挲的样子。
“爹这辈子，从五个人到四千人。他把咱家从一无所有带到今天。盛京的城墙，工坊的水车，码头的货船，藏书楼的笔记，都是他一个人先想出来，再带着咱们一点一点干出来的。”
杨定军没有说话。他把碗里的酒喝了一半。
“以后咱们的路还长。”杨保禄说，“慢慢走。”
杨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