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的内脏在衰败，柳树皮酒只能止疼，不能治本。但罗马的医生们还在用放血疗法，用蚂蟥吸教皇的脚踝。保罗拦了几次，拦不住。医生们说，体液失衡才生病，血放掉一点，体液就平衡了。保罗在信里写，他不确定这些医生是真的信这个，还是因为放血是他们唯一会做的事。
教皇的精神也不如从前了。有时候批着批着文书就靠在椅背上睡着了，醒来后记不得自己批过什么。有一次他把一份任命主教的文书签了两遍，第一遍签在右下角，第二遍签在了同一个位置的上方，墨迹重叠在一起。保罗站在旁边看见了，不知道该怎么提醒。他把那份文书悄悄抽了出来，让书记官重新抄了一份，再把抄本拿给教皇签。教皇看了一眼，说这个不是批过了吗。保罗说，那份沾了墨渍，这份是干净的。
教皇没有再问，签了。保罗在信里写道，这些事他不敢对任何人说。教皇身边到处都是耳朵，说错一句话，明天就可能被调去阿尔卑斯山里的某个修道院。
教廷里的人都在暗中准备。罗马城里几大家族已经开始互相走动，送礼送得比往年勤快。他住在拉特朗宫旁边的一栋小石头房子里，夜里经常能听见窗外石板路上有脚步声，披着斗篷的人在教堂后门进出。他不认识这些人，也不想认识。他没有根基也没有野心，是教皇一个人的信任让他坐稳这个位置。教皇一旦去世，他不知道自己的位置还能不能保住。
也许会被人赶回亚琛，也许会被留在罗马挂一个虚职，每天对着圣母像念经。他写到这里，笔迹反而放松了，字母之间的间距恢复了正常。他说，他想过了，回亚琛也好，至少那里安静，他可以继续给穷人看病。只是教廷档案馆里那些书，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再翻了。
信的末尾，保罗问了一件新的事。他说教廷的档案馆里有一些从东方传来的手抄本，是从阿拉伯商人手里辗转买来的。纸页发黄发脆，用的是某种又薄又韧的纸张，跟羊皮纸和莎草纸都不是一回事。纸面上画着人的身体，正面背面都有，标着密密麻麻的点和线。有些线从头连到脚，有些从胸口连到手指，纵横交错。
旁边写着一些他看不懂的文字，不是拉丁文，不是希腊文，也不是阿拉伯文。他拿去问了几个在罗马行医的犹太人，他们看了很久，说是针灸，从丝绸之国传来的医术。其中有一个犹太医生指着图上几个点说，这些位置跟放血疗法的切口位置很像，但针灸不用放血，用针扎进去就行。保罗问针扎多深，犹太医生摇了摇头，说他也是从书上看的，自己没用过。
保罗问杨定军是否了解这种医术。若有相关的资料，能不能抄一份给他。若没有，也不勉强。他说他现在手上有几十个慢性疼痛的病人，痛风、腰疼、头疼、膝盖疼，柳树皮酒管一阵，不管根。他在想，针扎进去如果不疼——不对，是应该不疼的，既然图上画了那么多针，不可能每根都让人疼死。他写道，这封信写得太长了，从疫情到痛风到针灸，他每次写信都这样，一写就收不住。由它去吧。
杨定军看完信，把信纸放在桌上。午后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信纸上，把保罗那些工工整整的字母映得发亮。他站起来，从樟木箱子里抽出医药笔记的第四本。这本笔记比前三本都薄，封面上的字迹有些褪色了。他翻到靠后的部分，杨亮的字在这里变得小而密，旁边画了几张图。
图是照着记忆画的，人的身体上标着一些点和线，旁边写着几个名词其中一个是“经络”。杨亮在图下面写道，他在后世只在书上见过针灸，没有学过，这些图是从书上照记忆画的，点位不准确，经络走向可能有误，后人看到不要照着用。在下面又加了一行字，笔迹更淡：针要细，刺入皮肤时几乎不出血，用针的手法有捻转和提插，具体不会。
杨定军把这一页合上，手指按在封面上，站了很久。父亲自己也不清楚的东西，他不敢写在给保罗的回信里。盛京没有人懂针灸，珊珊只会草药和按摩，那些图上的点和线，谁也看不懂。信里写了万一用错，不是救人，是害人。但他也理解保罗为什么问这个。
几十个慢性疼痛的病人，止痛药管一阵不管一辈子，换谁都会想找别的办法。保罗在亚琛大瘟疫时一个人守着一整条街的病人，在罗马一个人扛着教皇的身体和教廷的冷眼。现在他手里只剩下几十个痛风病人，他还是想给他们找办法。杨定军把医药笔记放回樟木箱子里，在书桌前坐下，铺开一张盛京自产的纸。纸是淡黄色的，表面有细微的纤维纹理。他用炭笔给保罗写回信。
他先写了盛京各家平安。杨保禄在码头边新造了两条货船，船身的桐油还没干透，码头上的货袋堆得比往年都高。水力工坊的铁齿轮一直在转，守孝期也没停。他自己在整理父亲的五十六本笔记，从中挑出可以落笔的东西编成《杨氏技术纪要》，已经编了一大半。玛蒂尔达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