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茂在曾小凡对面坐下，抬起头看着他。他的目光在曾小凡脸上停留了几秒，从头到脚，又从头到脚，像是扫描仪一样缓慢而仔细。
“你就是那个年轻人？”他的声音沙哑，带着一种老年人特有的、像是喉咙里含着一口痰的那种沙哑感。
“我是。”
“你叫什么名字？”
“曾小凡。”
孙德茂点了点头，像是在品味这个名字。“曾小凡。小凡，平凡的小子。有意思。”他的嘴角微微上翘，但这不算笑容，更像是一种习惯性的、不带任何感情的表情动作，像是他在无数次和人打招呼时做过的表情，已经被刻进了肌肉记忆里，不需要调动任何情绪就能完成。
“你找我，想跟我说什么？”
曾小凡看着他的眼睛，那双浑浊的、暗淡的、像两潭死水一样的眼睛。他的声音里没有任何情绪的波澜，像是一个被抽空了所有的水的水库，只剩下了干涸的河床和龟裂的泥土。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曾小凡的声音也不高，和孙德茂的音量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林小雨去世之前，你在做什么？”
孙德茂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那个动作极快，快到如果不是曾小凡一直盯着他的脸，根本不会注意到。他眯眼的方式不是愤怒，不是惊讶，更像是一种本能的防御——像是在黑暗中忽然被人打开了一盏强光灯，瞳孔会本能地收缩。
“林小雨的事，我已经在审讯中说得很清楚了。她的死和我没有直接关系，是马建民手下的人——一个叫赵刚的人——擅自行事造成的。我当时在外地出差，对这个事情完全不知情。事后我知道了这个事，非常愤怒，立刻开除了赵刚，并让马建民对林小雨的家属进行赔偿。但是……”
他摊开双手，做了一个“我也无能为力”的姿势。
“人已经没了，我能做的也就这些了。”
曾小凡听完这整段话，没有急着反驳。他在心里把孙德茂的话拆解成了几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在回答他问的那个问题，但每一个部分都没有真正回答。
他说“我在审讯中已经说过了”——把之前说过的话当作挡箭牌，既回答了问题，又不需要重新编造一套说辞。
他说“和我没有直接关系”——用“直接”这个限定词给自己留了余地。“没有直接关系”不等于“没有关系”。“间接关系”算不算关系？在法律上不算，但在道德上呢？
他说“完全不知情”——“完全”这个词用得太绝对了，绝对到让人怀疑。一个对基金会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的创始人，对基金会最核心的“特殊项目”完全不知情？一个当过副市长、对权力和责任的边界如此熟悉的人，怎么可能在自己掌控的机构里发生这么大的事却浑然不觉？
他说“非常愤怒”——过度生动的情绪描述往往是虚构的。一个人真正愤怒的时候，不会反复强调“我非常愤怒”，愤怒是体现在语气、肢体语言和后续的行动中的，而不是用嘴说出来的。
他说“我能做的也就这些了”——这句话是整段话里最真实的一句。他确实什么都做不了，但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他不想做。赔偿不能让林小雨复活，开除赵刚不能让林小雨回到她的家人身边。他能做的“这些”，在一条人命面前，轻得像一根羽毛。
曾小凡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孙德茂。
孙德茂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眼皮跳了一下。“你看着我干什么？你不信我的话？”
“我没有说不信。”曾小凡的语气很平淡，“我只是在想，如果有一天，你的女儿、你的孙女也遇到了林小雨那样的事，别人对你说‘我能做的也就这些了’，你会怎么想？”
孙德茂的脸色变了。
不是愤怒的红，不是恐惧的白，而是一种被戳中了疼处之后的青灰色。他的嘴唇微微颤抖了一下，喉结滚动了一下，像是在吞咽什么难以下咽的东西。他放在桌面上的手收紧了，指节泛白，又松开了。
“你——”他的声音卡了一下，清了清嗓子才继续，“你不要拿我的家人说事。”
“我没有拿你的家人说事。我只是在做一个假设。你不想让别人对你的家人做的事，你为什么可以对别人的家人去做？”
孙德茂没有回答。
房间里安静了下来。窗户透进来的光线在地板上缓慢地移动着，一寸一寸地从曾小凡的椅子脚下移到了孙德茂的椅子脚下。会客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带着消毒水和潮湿水泥混合的沉闷气息，堵在鼻腔里，让每一次呼吸都变得吃力。
曾小凡看着孙德茂的眼睛，那双浑浊的眼睛在光线的变化中显露出了一些之前没有的东西——不是后悔，不是愧疚，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更接近于恐惧的情绪。不是对惩罚的恐惧，因为一个当过副市长的人比任何人都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