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茂，你在等什么呢？”曾小凡的声音放得很轻，像是怕惊醒什么，“等马建民被抓回来，替你扛下所有的罪名？等你背后的人想办法把你捞出去？还是等你退休前攒下的那些人脉在关键时刻拉你一把？”
孙德茂的眼皮剧烈地跳了一下。
“你什么都不知道。”他的声音变得急促起来，带着一丝被逼到墙角之后的慌乱，“你可能对事情有一些了解，但你知道的是片面的，是不完整的。你对我的了解更是皮毛。你不是我，你没有站在我的位置上过，你没有经历过我经历过的事情，你没有做过的选择——”
“我没有选择过把几百个需要帮助的人当提款机。”曾小凡打断了他，“也没有选择过把一个二十二岁的女孩推向死亡。孙德茂，你说的那些‘我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是你的选择。不是你的人生逼你做了这些选择，是你自己选择了这样的人生。”
孙德茂的嘴唇张了张，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会面的时间到了。
一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推门进来，示意孙德茂跟他离开。孙德茂慢慢站起身，动作迟缓得像一台生锈的机器，每一个关节都在发出无声的抗议。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停下来，没有回头，只是背对着曾小凡说了一句话。
“你帮我转告方晴——对不起，她妹妹的事，是我欠她的。”
门关上了。
曾小凡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会客室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孙德茂最后那句话是真是假？是真的忏悔，还是他在预见到某种可能性之后提前做的一个姿态？方晴被孙德茂拖入深渊的妹妹，需要的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是三年被偷走的时间、一个被摧毁的人生和一个永远回不去的自己。这些话，曾小凡没有说出口。不是因为他不想说，而是因为他知道，说出来也没有用。有些债，是还不清的。
从看守所出来的时候，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
曾小凡眯了一下眼睛，站在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外面的空气。同样是空气，一墙之隔，两个世界——里面的空气沉闷而压抑，像一块被拧干的海绵，每一口都吸不到足够的氧气；外面的空气清冽而新鲜，带着初春草木复苏的气息，混合着泥土和阳光的味道，灌进肺里，像一剂强效的解毒剂。他站在阳光下，让全身被光穿透，驱走从会客室里带出来的那股阴冷的、潮湿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很久，他没有接。
不是不想说话，而是暂时不想和任何人说话。他需要时间消化刚才那场会面中获取的信息——孙德茂的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话、每一次停顿、每一次颤抖。这些信息像散落在地上的拼图碎片，需要一片一片地捡起来、擦拭干净、然后试着拼凑在一起。拼图不一定完整，碎片不一定都属于同一幅画面，但如果不尝试，它们就永远是碎片。
他走了很长一段路，从看守所所在的那个偏僻的区域一直走到了有公交车站的主干道上。这段路大概有三四公里，走了将近四十分钟。他没有觉得累，反而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走路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不断重复，不需要思考，不需要做决定，不需要在善与恶、真与假、进与退之间反复权衡。走路的时候，大脑会进入一种放空的状态，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会被一步一步地踩碎，融进脚下的泥土里。
周四。
方晴打来电话的时候，曾小凡正在收拾行李。不是要搬家，而是按照方晴的建议，换一个住处。方晴说“不要在同一个地方连续住两天以上”，他已经在这个地方住了好几天了，该挪窝了。这不是小题大做，孙德茂虽然已经落网，但他背后的人还在，而且他们知道曾小凡在这个案子里扮演的角色。他们是躲在暗处的猎人，随时可能射出冷箭。
“你见到他了。”方晴的声音里没有疑问，是陈述。
“见到了。”
“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曾小凡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一边叠衣服一边回答。“一个很普通的人。普通到让人不敢相信他做了那些事。但正是这种‘普通’，才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怎么说？”
“一个一看就像坏人的人，没有人会信任他，没有人会靠近他，他做不了这么大的事。可怕的是那些看起来像好人、说话像好人、笑起來也像好人的‘普通人’。你站在他们面前，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退休的、有点慈祥的、喜欢做公益的老人。你不会防备他，不会怀疑他，甚至在被伤害之后，还会想‘他是不是有苦衷’。”
方晴沉默了几秒。
“他有没有提到方晓？”
“提到了。”曾小凡把电话换到另一只耳朵上，“他让我转告你一句话——他欠你妹妹一个道歉。”
电话那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