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上午，曾小凡在白百合的安排下，见了那位省里来的领导。
见面地点在市政府旁边的一家宾馆，不是那种金碧辉煌的五星级酒店，而是一栋灰白色的、看起来有些年头的建筑。门口的招牌上写着“市政府招待所”几个字，字体是那种八十年代流行的宋体，笔画方正，规规矩矩，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大堂不大，地面铺着深红色的地毯，已经被无数双脚磨得有些发白。前台的大姐穿着深蓝色的制服，正在低头织毛衣，看到有人进来只是抬了一下眼皮，又继续低头戳她的毛线针。
白百合没有陪同。她说“这种场合，我一个人去就够了，人多了反而不好”。曾小凡理解她的意思。这种见面不是商务会谈，不是社交应酬，而是一种微妙的、介于公和私之间的信息交换。多一个人在场，就多一份信息的不可控。
领导姓孟，五十七八岁的样子，头发灰白，梳着整齐的分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衫，里面是白色的衬衫，没有打领带。他的脸型方正，下颌线清晰，鼻梁上架着一副银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大但很有神，像两颗被擦亮的黑色玛瑙。他坐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杯茶，茶汤清亮，几片茶叶在杯底沉浮。
他示意曾小凡坐下，没有寒暄，没有客套，直接开门见山。
“小曾，我时间不多，咱们长话短说。”孟领导的声音不高，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像是在某个空旷的大厅里说话，每一个字都有回响。“孙德茂的案子，省里很重视。专项调查组的工作也在按计划推进。但我今天找你来，不是为了听你汇报案情的。”
曾小凡没有说话，等他继续。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孟领导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放下杯子，看着曾小凡的眼睛，“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你没有公职身份，不是受害者家属，没有商业利益驱动。你从一个普通的公司员工变成这个案子的核心推动者，中间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个转变，不太符合常理。”
曾小凡迎着他的目光。
他看着孟领导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审视，有好奇，有某种他暂时还无法判断性质的、更深层的东西。他可以选择说一个漂亮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因为我心中正义”“因为我看不惯弱者被欺负”——但那些话在孟领导这种级别的人面前，和空气没有区别。他听过的漂亮话比曾小凡吃过的盐还多，任何一句带有表演性质的回答都会被他在零点几秒内看穿。
“因为有人死了。”曾小凡说，声音不大，但很稳，“一个二十二岁的女孩，死在一个废弃厂房的地面上，原因是她看到了一些她不该看到的东西。她死之前给她最好的朋友发了一条消息，说‘如果我有什么事，你一定要帮我查清楚’。我觉得她的这个请求，应该有人回应。”
孟领导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就这些？”
“就这些。”
沉默。茶几上的茶杯冒着细细的热气，在两个人之间的空气中缓缓上升，变淡，消失。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秒针每一跳都像是一个小心翼翼的脚步，蹑手蹑脚地走过无人注意的时间。
“你是个实在人。”孟领导最终说，语气里的那些审视和距离感消退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接近“人”的温度，“我就是想看看，一个没有公职身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没有任何体制内资源支撑的年轻人，到底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做这件事。现在我知道了。你可以走了。”
曾小凡站起身，没有追问“您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没有问“您在这个案子里扮演什么角色”，没有问“您对马建民的证词怎么看”。他只是在离开之前，回头看了孟领导一眼。
孟领导正端着茶杯，低着头，看着茶汤里自己的倒影。在某一瞬间，他抬手揉了揉眉心，细小的动作里带着一丝疲惫，那不是一个手握权柄的人在审视下属时会有的表情，而是一个普通人在面对一件沉重的事情时，本能的、短暂的松懈。曾小凡记下了这个细节。
走出宾馆大门的时候，阳光正好。白百合的车停在门口，车窗摇下来，她坐在驾驶座上，墨镜遮住了半张脸，看不出表情。
“上车。”她说。
曾小凡拉开车门坐进副驾驶。白百合发动车子，驶出了宾馆的停车场。
“孟领导跟你说什么了？”她问。
“问了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有人死了。”
白百合从墨镜后面看了他一眼。“就这些？”
“就这些。”
白百合没有再问。车子汇入主路的车流，在午后的阳光下向着市中心的方向行驶。曾小凡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阳光透过车窗照在他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