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
马建民的回复来了。
不是通过方晴的中间人渠道，而是通过加密通讯软件——王秀兰的账号直接发来了一条语音消息。曾小凡没有急着点开，先把笔记本电脑的录音功能打开，然后才按下播放键。
马建民的声音比他想象的要年轻一些，大概是因为在电话里听不出岁月的痕迹，只听得出疲惫。那种疲惫不是一两天、一两个月的疲惫，而是被漫长的、无处可逃的逃亡生活一点一点磨出来的、刻进了骨头里的疲惫。“曾小凡，我是马建民。我老婆把你的话转给我了。你说得对，我老婆女儿最想要的不是我挣的那些钱，是我这个人。我跑出来这么久，每天晚上都睡不着，闭上眼睛就看到那些女孩的脸。我没有杀过人，但我的手不干净。我知道。我想了很久，想通了——我不可能跑一辈子。就算跑到天涯海角，该还的债还是要还。你的条件我同意。我同意视频作证。你让人来安排吧。但我有一个条件——作证之后，我要自首。不是在国内自首，是在澳大利亚自首。我会通过律师联系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主动交代我在德茂爱心基金会期间参与的所有违法活动，并申请以‘自愿遣返’的方式回国接受审判。这是我能想到的、对我老婆女儿影响最小的方式。如果你能帮我促成这件事，我会在证词中把所有我知道的事情全部说出来——孙德茂的，还有孙德茂背后那些人的。”
曾小凡把这段录音反复听了三遍。
马建民的语气从头到尾都很平稳，没有声泪俱下，没有慷慨激昂，没有任何表演的痕迹。他说“我想通了”的时候，语气和说“我跑出来这么久”时几乎没有区别——同样的低沉，同样的疲惫，同样的像是被生活磨平了所有的棱角之后剩下的那种平静。但曾小凡在那层平静的底下，听到了另一种东西。不是恐惧，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更接近于“接受”的情绪——就像一个人知道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在经历了愤怒、否认、挣扎之后，终于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不是认命，是接受。接受自己做过的事，接受将要到来的后果，接受命运在最后的审判席上给他留下的那个位置。
他给方晴打了电话，把录音转发给了她。
方晴听完之后，沉默的时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长。
“他觉得能通过这种操作不被引渡回国？”她最终问。
“不是‘觉得’，是‘希望’。他知道法律上的可能性不大，但这是他能为家人做的最后一件事——尝试一次。哪怕最后还是要被引渡回去，至少他可以告诉他的老婆女儿，‘我试过了’。”
“他这次是真的想通了。”
“也许吧。但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想通，他的证词我们都需要。”
方晴没有反驳。“我让律师团队去对接澳大利亚那边的手续。最快的话，视频作证的程序能在十天内启动。”
“马建民自首的事情呢？”
“那个不是我能决定的。需要和调查组沟通，需要和司法部门协调，甚至可能需要更高层级的批准。我可以把马建民的要求转达给孟领导——那个给你打电话的陌生人。他既然能在凌晨两点对康复中心动手，说明他有这个级别和能力处理跨国的司法协作问题。”
“那就转达给他。”
“你不怕他拒绝？”
“他不会拒绝。”曾小凡的声音很笃定，“他既然出手救了方晓，说明他不是那种对这种事袖手旁观的人。马建民的自首要求对他来说不是一个需要帮忙的请求，而是一个可以操作的方案。操作得好，这个案子的证据链就完整了，主犯从犯全部到位，没有任何漏洞。”
“你对他的信心从哪里来的？”
“从方晓被救出来的那一刻来的。”
周四，曾小凡在公寓里整整待了一天。
他没有出门，没有见任何人，甚至连窗帘都没有拉开。他从早上开始就坐在沙发上，笔记本电脑放在茶几上，一页一页地翻看方晴发来的最新版案件材料汇编。这份汇编已经有将近三百页了，包含了从最初的比对表到最近的康复中心突击检查报告在内的所有关键证据，按照时间顺序和逻辑关联分成了十几个章节，每一个章节都有详细的背景说明和证据索引。
他看得非常慢，每一页都要反复读好几遍，确保自己不会遗漏任何一个可能成为日后关键节点的细节。林小雨的失踪时间，马建民辞职的时间，方晓被转移到康复中心的时间，孙德茂名下空壳公司的注册时间和注销时间，远达商贸承接腾跃地产分包工程的时间和金额，孙少杰在城东旧城改造项目中的角色和收益——这些时间点和数据在他脑子里逐渐连成了一条线，一条从起点到终点脉络清晰的链条。
链条的一端是孙德茂退休前主导规划的那片城东土地。
链条的另一端是腾跃地